傷殘＝女性主義圖像

(下面將會簡介：「女性主義傷殘理論」及「打殘理論」)

２０１１年朋友製作圖像

~摸索中，拾問唔實答，大家幫忙思考下~

到底傷殘女性主義

什麼時候出現?

為什麼出現?

跟傷殘研究有什麼分別?

跟女性主義又有咩唔同左?

是不是只關心傷殘女性?

有分什麼傷殘嗎?

要在香港攪嗎?

香港有傷殘女性主義研究嗎?

跟大家的生活有什麼關係?

跟香港的傷殘運動有什麼關係?

跟香港的社會運動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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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傷殘理論(結合女性主義和傷殘理論)

「只要活得夠長命，我們終有一天都會變成傷殘。」

此引文是來自結合女性主義與傷殘理論的「女性主義傷殘理論」(Feminist Disability Theory，簡稱「女殘理論」)。理論建構者Rosemarie Garland-Thomson認為，主宰性別權力關係的是父權體系，而主宰著傷殘歧視的是「健全／傷殘」(ability／disability )系統，兩個系統同時運作，造成傷殘／性別重疊或雙重歧視的問題。而且，兩個系統更進一步與種族／階級／資本主義等等不同的系統交錯，交織出更多更複雜而又被隱沒的傷殘／性別歷史。值得注意的是，在父權的社會框架中，女性往往被指涉為不完整的人，而傷殘又被定型為弱者和陰性的，女性／陰性／弱者／傷殘很多時都被劃上等號。因此，「女殘理論」關注的對象不單止是傷殘的女性，更包括被陰性化的傷殘男性。而第一句引文也是本理論的核心觀點──我們要將傷殘視為人生多元變化(human variation／diversity)的必經過程。就是說，傷殘是人人都會進入的位置，分別只在於時間、階段和傷殘的程度和狀況。每個人的身體狀態會因運動量、遺傳因子、生活習慣等等的差異，發展速度不一，而經驗不同的傷殘狀況。最普遍的情況要算是老年人。舉例而言，根據香港老年痴呆症協網上資料顯示，老年痴呆症是一腦部疾病，隨著年齡的增長，患病機會越大。 不過，一般社會大眾會就65歲以上長者所經歷的生理肌能轉變，視作平常。

九十年代開始，歐美出現越來越多女性主義理論與傷殘理論為題的書籍，當中包括1993年出版的《女性主義與傷殘》。作者Barbara Hillyer從傷殘女兒的媽媽和女性主義學者兩個身份出發，整理女兒的傷殘經驗和女性主義的關係。到了2002年，Rosemarie Garland-Thomson明確地將女性主義和傷殘理論，進行結合和改革，正式命名為「女性主義傷殘理論」。Thomson認為兩者的「結合」既然是要為達致平等，就必須包含所有被排拒和從屬的人；而「改革」的目的是要創造新的想像，包括重整既有知識和秩序。兩個理論的結合和改革正是為了整體公民權利運動的政治性而行。「女殘理論」要從身體、身份、再現和運動四個方面著手，打破因「健全／傷殘」系統而造成對傷殘人士的負面標籤。第一，它要解構社會上歷來就傷殘的種種再現(representation)。其中首要分析這些傷殘再現系統如何打造個人的自我感觀以及人與人的關係，再理清傷殘如何跟其他再現系統互相影響，建構成種種對傷殘的歧視。第二，它要檢視身體的物質性和政治性，與及活生生的生活經驗跟主體性和身份認同的關係。它一方面會分析醫學上的女性和傷殘身體如何將被歸類為「不正常」，另一方面在會檢視文化上「疾病」又如何將被形塑成為一種陰性化氣質(gendered feminine)，賦予負面意義。第三，它要就單一的身份認同政治進行正面又嚴厲地批評。它反對將女人和傷殘人士本質化，並將它們置於從屬二元對立的男／女性別或「健全／傷殘」系統之中。事實是，女人和傷殘人士不能囿限於各自的框框，而是同時擁有眾多的文化身份。所以傷殘必須出櫃，以挑戰強加於他們身上的性別或傷殘的單一身份類別。第四，女殘理論強調與社會運動的扣連，以創造一個更公義和平等的社會。Thomson強調，這四個範疇的概念和實踐是互相交錯和互相補充的。它的目標是排除傷殘標籤，奪回「我們都是傷殘」的積極意義。

理論來自：Bonie G. Smith and Beth Hutchison, Gendering disabilit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76；Rosemarie Garland-Thomson “Feminist Disability Studies: A Review Essay.”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30, 2 (Winter 2005): 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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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殘理論(結合酷兒理論和傷殘理論)

「健全操演性所要揭穿的是：健全身體的常態是本質地不存在，亦不可能具現的，那麼，實際上我們都是傷殘！」

這句說話是來自Robert McRuer以酷兒理論及性別操演性延伸建立的「打殘理論」(Crip Theory)。理論的核心是借用Judith Butler對性別操演的分析和理念去提出「健全操演性」的問題。意思就是說「傷殘」與「健全」的分辨並不必然，事實上「健全」也可以是一種操演。「打殘理論」申明了傷殘與健全的二元化分辨幾近是沒可能的，因此，所有人都需要反思健全的問題。Crip Theory暫且翻譯成「打殘理論」，是要取其廣東話「把你打到殘廢」的意思。「把你打到殘廢」原意是帶有攻擊性，主動的一方用武力把另一方打到一個殘廢狀態。在那個語境當中，殘廢是被認為不好和負面的。Crip是英文口語，亦是殘廢(Cripple)的短寫。如果「打殘理論」是要顛覆健全，令傷殘成為常態，它所採用的Crip就不是主流中殘廢的意思。這個Crip不是一個名字或身份，而是一個動詞，它有主動出擊的含意，亦是一個歡迎傷殘到來 (welcome the disability to come)的姿態。「打殘」雖是口語化，亦可能包含「粗暴」的社會文化意涵。不過，以「打殘理論」的理念出發來思考的話──我們都是傷殘，傷殘不是負面的狀態和身份，那麼，「把你打到殘廢」這一動作，就表達了傷殘的積極意義。再者，按照中文字面上理解的話，「打殘理論」一詞也表達到Crip Theory打破酷兒和傷殘理論之間的界線的意義。

2004年，雖然仍然不足，但是社會已開始越來越關注傷殘與同志的權利問題。McRuer深感傷殘與同志基本上都承受著同樣的病態化定型，於是提出了「打殘理論」。「打殘理論」接續酷兒理論的論點，質疑事物的秩序，挑戰社會將某些事情建構成自然化。它要批判的除了是傷殘定型的問題，更包括傷殘如何與複雜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關係互相糾結的問題。它動搖健全的概念，就是為了改變傷殘和健全之間的權力秩序。有關酷兒和傷殘的扣連，McRuer有很詳細的闡釋。在酷兒這邊廂，關注的重點是是在於異性戀中心的社會如何生產「強制性異性戀」，隱沒多元性向；在傷殘的另一邊廂，關注的重點則在於健全中心的社會如何生產「強制性健全身體」，排斥不同能力的身體。而值得我們留意的是，「強制性健全身體」加上「強制性異性戀」會如何導致更多不同性向、身體和身份的人被排擠到邊緣的景況。為打擊排擠傷殘的情況，「打殘理論」著重從四方面去處理「健全的問題」。首先，它建立「健全惑亂」(ability trouble)的分析框架，解構社會的強制性／異性戀／健全身體意識形態，並嘗試開拓多元酷兒傷殘家庭生活模式。再者，它通過分析主流電影和電視節目中的強制性／異性戀／健全身體論述問題，及引用一些抵抗主流論述的記錄片和故事，開拓傷殘酷兒的新論述。之後，它更揭示過去社會運動如何忽視傷殘運動，造成了「運動中的運動」(movement of movements)，啟發了「殘廢出櫃」的需要。最後，McRuer將傷殘問題置放於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問題之中，反思今日的資本經濟社會如何建構了「強制性健全身體」。從最後這一點來說，傷殘酷兒運動必須主動建立「我們都是傷殘」的集體，成為打倒新自由主義的動力。

以上兩句引文及其理論都是傷殘理論的新突破。

二戰後，英、美、德、法、澳等等不同地方的傷殘人士，積極爭取公民權和社交生活的保障，包括投票、教育、工作、房屋、交通工具、婚姻和家長職責的權利。七十年代開始，傷殘學者反對社會以「醫療模式」(medical model)主導的情況。「醫療模式」視傷殘為身體、認知和情緒的「缺損」，這種意識形態會將傷殘等同為個人問題。傷殘學者倡議改用「社會模式」(social model) 及「傷殘作為少數群體」的模式(minority group model)來分析傷殘的處境。這些模式相信，傷殘的問題根源，是來自社會制度。社會環境和設計，並未能考慮所有不同的身體特性，促使部份人口就成為了「身體有障礙」。到了九十年代，學者再推動社會改用「人類變化／差異」(human variation)看待傷殘。就是說，每個人一生中身體總有不同的變化，傷殘是「普及化」(universalizing of disability)的事。為了減少環境障礙造成的傷殘歧視，此模式要求的是「全人設計」(universal design)。更重要的是，「全人設計」不只是為了少數「傷殘人士」而設，也是為了製造更開放的環境給不同需要的人使用。譬如說，供輪椅使用的無障礙通道，同時是方便了嬰兒車，可以照顧到很多一般家庭的需要。

而近十年發展起來的「女殘理論」和「打殘理論」，不單延續傷殘理論的社會分析，更將傷殘理論正式結合到女性主義和酷兒的理論，開發更多思考和運動的空間。「打殘理論」甚至進一步推倒健全的概念，建立不分彼我的傷／健關係，成了新的里程碑。

理論註釋：華語地區暫時未有「CRIP THEORY」的中文翻譯，為方便本文討論，筆者暫時將它譯成《打殘理論：酷兒性和傷殘的文化符號》；此書中的部份文章最早於1999年發布，2006年成書； Robert McRuer, Crip Thoery: Cultural Signs of Queerness and Disability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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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站的推論是：

我們必須結合「女殘理論」和「打殘理論」(crip theory)，從傷殘及健全兩方面同時著手分析和反思，才能較全面處理傷殘者／健全者／兩者相處的各種（性／別）權力關係，打破健全中心/父權制度/異性戀霸權。更建議將之命名為「傷殘女性主義」。 一方面，可跟「女性主義傷殘理論」分辨開來。另一方面，「主義」二字希望延續女性主義和酷兒理論的精神，強調學術與運動的不可分割。當中，生產文化再象徵(cultural resymbolization)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它標誌着每個人／家庭都自主發聲的機會和可能。我相信，不同的理論／身份／群體並不是清楚分界或相互排斥，而是互相交錯和補充，以發展全面立體的公民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