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p theory…
McRUER, Robert. Crip Thoery: cultural signs of queerness and disability. NY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2011年8月彩鳳沒信心翻譯，只撮寫了一部份│仍待修正。
按~
Crip Theory暫且翻譯成「打殘理論」，是要取其廣東話「把你打到殘廢」的意思。「把你打到殘廢」原意是帶有攻擊性，主動的一方用武力把另一方打到一個殘廢狀態。在那個語境當中，殘廢是被認為不好和負面的。Crip是英文口語，亦是殘廢(Cripple)的短寫。如果「打殘理論」是要顛覆健全，令傷殘成為常態，它所採用的Crip就不是主流中殘廢的意思。這個Crip不是一個名字或身份，而是一個動詞，它有主動出擊的含意，亦是一個歡迎傷殘到來 (welcome the disability to come)的姿態。「打殘」雖是口語化，亦可能包含「粗暴」的社會文化意涵。不過，以「打殘理論」的理念出發來思考的話──我們都是傷殘，傷殘不是負面的狀態和身份，那麼，「把你打到殘廢」這一動作，就表達了傷殘的積極意義。再者，按照中文字面上理解的話，「打殘理論」一詞也表達到Crip Theory打破酷兒和傷殘理論之間的界線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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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殘理論」的四個核心：一‧點出由「性別惑亂」啟發延伸出來的「健全惑亂」(ability trouble)，當中的強制性/異性戀/健全身體意識形態操作；二‧分析主流電影和電視節目中的強制性/異性戀/健全身體論述問題，同時以抵抗主流論述的記錄片和其他故事，開拓酷兒和傷殘或酷兒／殘廢的新論述；三‧揭示傷殘運動過去在運動中都被忽略，促成了「運動中的運動」(movement of movement)，展示「殘廢出櫃」的需要和可能性；四‧提出本書最終目的和論點：主張以酷兒和傷殘的經驗和知識學去打新自由資本主義，例如建立酷兒家庭生活模式。
作者提出書寫這理論的需要和分析：「同志與傷殘共同分享的是被病態化的歷史，對這方面的關注已增加，但仍是很匱乏。」(p.1)「打殘理論」是由文化研究傳統走出來，想探討的核心問題是：質疑事物的秩序；我們如何及為何將某些事情建構成自然化；它如何植入複雜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關係中；以及到底可以如何改變它。(p.2) 關於酷兒，我們通常要留意的是在異性戀中心的社會中出現強制性異性戀，當中被隱形的部份；關於傷殘，我們就要留意在健全中心的社會中出現強制性健全身體，當中被隱沒的部份，再加上留意由強制性異性戀所交錯出來的更複雜問題。在新自由主義社會制度和後現代處境中，似乎會越需要健全身體，不過，同時彷彿越「包容」酷兒／傷殘身體和主體，換言之，我們要小心由資本主義所催化的消費文化，是不會簡單地以標籤對待差異，反而是以慶祝的方式，促銷更多相關消費。(p.2)
「健全惑亂」(ABILITY TROUBLE)的概念和邏輯：「在強制性異性戀社會中，強制的意思是，以有選擇作為表面包裝，神秘化那個實質上是無選擇的系統。(p.7)在工業化社會的語境中，我們有自由買賣，沒有其他；有自由擁有健全身體，但不是其他，強制性健全性的意思是：以有選擇作為表面包裝，神秘化那個實質上是無選擇的系統。」(p.6)在酷兒理論中，judith butler關於「維持異性戀霸權是需要重複」的「性別操演」理論，其實可引用致傷殘的分析：
異性戀身份的「真實」是透過模仿彷似源頭以及延續下來的理據的表演構成的。換言之，異性戀一直是處於仿傚的過程，嘗試接近理想化本身的幻影，以及其失效。正確來說，它是跟失效緊繃在一起，卻又力圖成功，因此異性戀身份的計劃推入無止境重複本身。(p.9)
我們可試試用「健全惑亂」(ABILITY TROUBLE)代入「性別惑亂」(gender trouble)中，說明並非所謂傷殘的問題，而是健全身份本身的不可能，卻成了強制性系統：
「健全身體性」提供本質上沒可能具現的常規…位置，而持續地沒法認同，反映出「健全身體性」本身不單止是一個強制性的律法，而且無可避免地成為戲謔。事實上，作為非主流的「傷殘」觀點，我會將這理解為強制性系統及本質上的嘲諷，一個本身接連的模仿。 (p.10)
另外，文化論述必然跟強制性相輔相成。以美國為例，不單是政府，如克林頓的案件，當年的鐵達尼及其主題曲my heart will go on，不斷強化異性戀的時空超越性和持續性，這些文化再現同時加促martin所謂的「彈性身體」(flexible bodies)的需求──一方面是既異性又健全的身體，另一方面其他身體如酷兒或傷殘身體，也需彈性。在晚期資本主義中，彈性的意思又可能是等同「反完整主體性」(against subjective wholeness) 。(p.17)電影貓屎先生的分析主要想提出：一般電影中的恐同和健全中心實在無處不在，這片已算是異數。在新自由主義社會的彈性邏輯下，傷殘也只可表現為暫時性，而最終，gender trouble及ability trouble都不足以解釋當中的異性戀和健全的強制性。butler都認同這問題：「不能接近常態跟顛覆常態是不一樣的。重複常態並沒保証顛覆會隨之而來，也沒擔保暴露異性戀的自然地位會導致顛覆的出現。」唯有在常態的弱點中集體行動？近似的隙縫就是──若果健全身體常態其實是本質地不可能的話，所有人亦可算得上是傷殘。
而正如酷兒批判工作中tony kushner提出的「fabulous」概念，傷殘運動也應該提出「嚴重傷殘」，反轉健全的理解中，嚴重傷殘的身體是最被邊緣最被排斥的想法，取而代之，視這些身體位置最能抵抗「將傷殘=容許」態度，亦最能叫喊出健全身體性的不恰當。robert mcruer認為酷兒批判和嚴重傷殘最後指向的是關於集體改革，重新想像身體和慾望。(p.31-32)
第一章〈殘廢出櫃：馬利布燃燒中〉主要是檢視一系列的本土和全球性的傷殘出櫃事件，疏理當中的傷殘與LGBT出櫃歷史和身份政治的關係，擴大所謂的無障礙的概念為反全球化運動的一部份。(p.3)作者透過一位傷殘藝術家wade於2000年的實驗錄像文字，再套用butler的框架去理解她拒絕使用「政治正確」的詞語來書寫自己，認同又不認同殘廢之間，其實也是一種對抗某種自由主義的方式。作者列舉三個「打殘需要出櫃」的例子：
一關於運動中的運動：2004年在印度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WSF)，有一隊傷殘人士開記招，不像一般參與者以慶祝的姿態出現，而是講出被運動邊緣化的情況，拉起〈為何連世界社會論壇都邊緣化我們？〉的旗幟，不想自己只成為支援其他運動的角色，希望在反全球化的運動中佔一席位。WSF 的成立，是為抵抗「世界經濟論壇」中以保障資本家利益為主導同時排斥其他人的社會系統，建立人民民主辯論、交換經驗、建立計劃、結連組織的平台，WSF為保障某些群體的聲音前題下，另一種某程度上的排斥有時是需要的，從民主全球化中共同對抗「帝國」，就如《帝國與民眾》中所指一種是以領土為基本區分的反帝國運動(主要是WSF的組織者？)，另一種是不以國族解決的民主全球化(大部份WSF參與者？)。不過，作者認為兩者也都可能忽略了帝國中的傷殘意義，或甚至是停留在健全國族的假設。作者主張以傷殘閱讀現代或當代國族語境是完全可行的。
二關於1996年電影〈vital signs: crip culture talks back〉反映出的殘廢生活和文化問題：包括過去幾十年強制性個人化、商品化和正規化的趨向，傷殘的互為主體性又可能只簡單地被歸納入酷兒理論之內等等，必需正視殘廢者講故事，不是成為隱喻，要有傷殘人士自己的聲音，因為她他們得到恰當認可後，或這電影可重新創造身份政治。
三關於作者自己2004年1月參與的一個TAC(南非治療行動運動)HIV會議中自認是HIV-POSITIVE，原因包括：他參與的跨專家小組會議環節只集中探索體內的經驗，而作為酷兒和傷殘研究的代表，而作者認為那是不足夠的，因此自認是HIV-POSITIVE；是次會議使用的文件是用南非的資料，而很可能九分之一的南非人都是HIV-POSITIVE，1998年一位愛之病運動者出櫃後被憤怒的鄰居殺害，TAC就如作者那般穿上「為我們的生命站起來！」的T-shirt，雖然TAC不是恆常地以酷兒的姿態行動，但吻合HIV-POSITIVE身份運動，並且在運動第五年(2003)爭取到在47非洲國家可用到抗逆轉錄病毒非專利藥物。作者以〈於我，不是我〉為文章題目，一方面是刺激新的安全性行為口號，另一方面同時想挑戰大家看事情的方式，在社會及經濟全球化運動的語境中，質疑我們何時何地進入身體內觀看的操作及其關係。為了團結，因著在地語境，有時需要某程度上以非自己的身份出櫃。
第二章〈資本主義和傷殘身份──sharon kowalski, 互相依賴和酷兒家庭生活〉嘗試疏理家庭與法律中的制度生產出來的傷殘／同志問題──婚姻與家庭之間是關於強制性的問題，要質疑的是那健全身體家庭形態(able-bodied family form)，引用sharon kowalski的情況，重新思考運動的前進性在不同語境的意義。
2003年11月massachusetts最高法院判了政府不準同志婚姻是歧視性的，2004年5月雖然仍有很多阻撓，但通過同志婚姻；2000年加洲否決同志婚姻，但仍有過百對同志在市中心會堂外以公民抗命的方式「舉行婚禮」。不同的選舉前可能會通過一些反同志婚姻的法案；同時，同志群體之間經過多年仍對同志婚姻的看法充滿分歧。作者想推進的是圍內多點討論同志婚姻以及類似的「傷殘常態化」議題，因為第一同志應意覺婚姻的政治性是類似傷殘常態化的政治性，第二傷殘群體亦應進入更多酷兒的領域，發展更批判性的傷殘意識。
傷殘家庭生活1：貫穿同志婚姻與傷殘互相照顧的關係。近年有一些新派推動good gay(好的同志)，其實是類似poster child(海布兒童)，這些恐懼標籤式的策略，無辦法包涵多元化複雜的LGB同志生活，以及多元化傷殘人士真實的生命，而且減低了可能性、身份多元性、社區的建立、民主和公義的想像和實踐。(p.82) 婚姻和家庭其實是類似福柯分析中的監獄制度，反而應該追求如1983年撞車後傷殘的女同志──sharon kowalski爭監護權個案，最後建立出來的另類酷兒家庭？sharon 的爸爸不接受她是女同志，亦認為同志伴侶thompson無能力照顧任何事都需要人幫忙的女兒，karen thompson在庭上說：「kowalski和律師似乎都相信傷殘人士已沒身份和性。」這個案比只是同志婚姻更複雜和吊詭，雖然同志婚姻是傾向常態化，但對傷殘同志來說，婚姻又是有其潛在可行性，就如karen憤怒地表示：「我是合法的伴侶，他們就無權質疑我的參與，以及我們一起的時間；對於這不公平的處境，我很憤怒，如果我們結了婚，我們就不需經歷這額外的疲勞。」作者認同她們在〈為何sharon不可回家？〉一文中複雜的「酷兒殘廢意識」(queercrip consciousness)，不過吊詭處仍是：同志婚姻排斥傷殘，同志婚姻對傷殘可行。
傷殘家庭生活2：傷殘主體性彷彿被放置在對健全的膜拜和傷殘膜拜之間，就如「結婚的好同志」形象推廣與AIDS運動之間的衝撞，到底有沒有更好的方式扣連起性和集體運動，承受互相依賴和社區照顧？john d’ emilio在《資本主義和同志身份》一書分析19世紀由家庭工業走向自由勞動生產模式，製造了更多同志身份的空間，同志社群的出現。亦批判傳統家庭式將婚姻放在最中心位置的情況，在公共空間的問題，有家庭可宣洩，不過那只屬異性戀的空間。
只要參與消費，資本主義會認可同志身份和群體，但資本主義跟同志是矛盾的，因這新的家庭和意識形態：一方面，資本主義減低家庭的物資經濟功能，令人可以更個人化，另一方面，又繼續將人放入家庭之中，再生產私有財產的滾動。而異性戀的再生產需要繼續排斥「同志家庭」。因此要求增加公共服務，公共領域完全徹底的民主化，加上更多非主流公共文化，才可以提高同志與非同志的自主性和安全感，而拆解able-bodied family的霸權就是同志和傷殘的運動的交匯處，目標是發展「another world is accessible」。
誰在鞏固健全身體的家庭？傷殘在客體化和病態化的社會過程中，一邊廂，院舍化邏輯及專家將傷殘人士扯離「家」，但另一邊廂健全家庭意識又將她他們拉回來，1970年化傷殘獨立生活運動嘗試脫離這兩個方面，在sharon kowalski和karen thompson的爭取中，進一步呈現了新的勇敢家庭(brave new families)實踐，強調互相依賴生活的價值。在sharon發生車輛後，她倆發現無論她們互相照顧的狀況跟異性戀家庭相似，不過，入醫院問資料時，就未能成正式保障對方，離開醫院時又被質疑sharon的監護權，最後還有一個反對sharon及karen爭取的主要制度是媒體，扭曲sharon的傷殘狀況，同時將karen形容到病態。
當我們憂慮太強調同志婚姻或家庭時，可能進入私有化和消費模式，怕消耗同志群體，與此同時，當遇上是傷殘同志處境時，又可能可消除或複雜化當中的私有化問題，製造更流動、批判性身份、創新和基進民主實踐，反一反直人家庭意識形態，就如karen後來有了新的伴侶，但仍跟sharon同住，過著互相照顧的3人生活。
第三章〈不服從──改革、gary fisher、以及復康的限制〉將種族與性並置，審視〈the transformation〉中的復康議程，這是傷殘研究的邊緣，但卻是殘廢理論的核心，主要想爭辯的是，現行LGBT主體性同時存在於健全和傷殘的文化之間。karen在爭取跟sharon共同生活的時候，曾提出需要更全人的復康：「為sharon做身體和語言治療是可行的，亦可將伴侶karen及其酷兒群體包納入去，也不單止在醫院內訓練，可以是在適當的公眾和支援社區內進行。」而基於殘廢同志的意覺，她們同時又抗拒那健全、私隱化和異性戀中心的復康活動。
本章以兩位因HIV過世的同志故事──1996年susan aikin和carlos aparico所拍攝的跨性別HIV人士sara在紐約一條距性別街生活的紀錄片〈transformation〉，以及同年eve kosofsky sedgwick出被黑人男同志gary fisher抗拒HIV治療和批判醫療官僚的無效率的故事〈gary in your pocket: stories and notebooks of gary〉，直接批判復康活動中的意識形態。(不過，作者認為gary沒正面地出櫃，所以也不算是一個最佳的例子。)
本章主要引用henri-jacques striker的觀點──認為現代康復的概念背後，有「傷殘＝降級」的意思，為重新生產「預設的／優先的／正常狀態」(assumed, prior, normal state)及「複雜的現代人」(complex modern men)；復康同化傷殘的過程，包括融合概念和方式，實際上是令傷殘在大一的社會中消失；社會其實是希望同化而不是是平等，在復康系統中傷殘不可以是對抗性的位置；復康是要求當事人合作，不容許不合作的狀況出現，因此會出現的身份，是相同的身份，而不是獨特的身份。(p.111-113) 另外，如果復康的目的是為回復有生產力的身體，重獲自信是源於市場性的標準的話，這樣的復康令傷殘再次消失。(p.113-114)
當然，就如沒有了健全的概念，也沒有傷殘的語言，沒有了那些權力政治，也不會出現CRIP theory，就如沒有了復康也看不到「降了級的他者」(degraded others)，但正如沒有白人也不會有黑人主體一樣，問題在於，我們能否生產接近「黑鬼自豪感」(nigger pride)意識形態的「殘廢驕傲」(crip pride)？不過，這樣就是革命嗎？
第四章〈寫作酷兒和傷殘──共同大學和另類形體存在〉批判教育與傷殘的關係，集中處理學術的傷殘政治，「分解寫作」不是一種不能連貫的失效，而是抵抗健全性的批判性文化實踐，讓酷兒和傷殘位置成為令人嚮往的。作者批評不同學校的寫作班，都以訓練書寫現存、連貫和個人化的自我為主，實際上是一種連繫秩序的文化實踐，作文的過程會減少差異，協助製造量化量度的論述。同一化的課本，以市場和工作為核心價值，寫作都只為效率、專業管理、利益服務。
根據butler的理論，其實異性戀和健全身體都同樣地不能寫作出來，異性戀組成也不成立，不斷重複也不能完全地完成異性戀的模式，那麼，實際上課室內是被分解的，我們也無須批判地再做分解。個人層面是無法完成分解的，而是需要進行「集體不確認」(collective disaidentification)。
到底我們是否全部都是酷兒／傷殘，以及酷兒／傷殘的狀態時刻都是值得嚮往的？那樣的話，同時也意味著沒有人永遠是酷兒／傷殘？到底如何分解？如何在班房內「酷兒」和「殘廢」？背後是什麼意識形態？如何分解這系統？donna j. haraway認為傷殘／酷兒不是一種逃避和超越限制的產品，而是找尋「集體主體位置」，將不同部份的觀點和聲音聯結起來，不是要否定身體和意義，而是為活在有將來的身體和意義之內。作者舉了幾個自己課堂例子，試行打破「我們」和「他們」之分──即是既有將傷殘和酷兒他者化的寫作模式，亦嘗試跟學生聯繫課室牆壁以外的世界，當然同時拆穿學校的寫作班其實是為了分門別類的規訓。因此，透過拆解式的書寫，也是重新建立酷兒和傷殘主體性的方式之一，同時，教學也不是為教技巧，而是跟身份認同連接，質疑政治經濟問題，打擊新自由主義的秩序。作者最後想倡議的是：我們必須以不同方式，盡所有能力，在學術內外同時建立分解運動。
最後一章〈打殘眼睛看常規人──酷兒理論、bob flanagan以及傷殘研究的規訓〉是想批判媒體和財經制度中，以視覺融合全球新自由主義經濟規範等等將「傷殘常態化」的危險。在rosemarie garland-thomson的〈看傷殘：普及攝影中的影像修辭〉，她提出過往都將傷殘再現為：傷殘者成就至上的「不可思議」；同情傷殘者以及將其放置於低位的「感傷」；令傷殘主體成為有陌生感和距離感景觀的「異國情調」；以及把傷殘關閉、自然化傷殘、以及有機會將觀看者和被觀看者的差異減低的「真實」；而四種文化再現都將傷殘建構為「他者」。
將同志與傷殘並置類比，酷兒眼睛=殘廢眼光；要似個同志=似個殘廢者；問題在於商品化將兩者都磨平？市場推傷殘，是想展示彷似包容和多元的的外表，這種「意識形態的稀釋」(ideological dilution)，其實是要將兩者(歡愉和傷殘)都吸納入常規中，例如2003年的電視節目〈粉紅兵團〉，彷彿改變了主流文化對同志負面呈現或隱形，不過卻變成了塑造「有品味的同志」新規範；現實主義似乎傾向將傷殘=日常化和平常化，是想將傷殘常規化？
roland barthe關於迷思神話製造的理論，以至bob flanagan的超級被虐者(supermasochist)的異國情調和現真主義的藝術──「看看我，我跟您一樣！」(look at me, i’m like you!)將sm與疾病扣連，在殘廢的理念下，我們應回應：好！我喜歡這樣，或者認同那是歡愉的一種，或者那是情色的。flanagan的詩「為什麼」及「因為」(why and because)呈現出不同的似是而非的狀態。作者認為「許個願基」(making a wish foundation)要求17歲有CF的sara的成為小女孩的形象出現，亦製造迷思，身份變成消費品。
thomson提出我們需要的是第五種攝影模式，亦即是真實性模式，才可更政治、運動、直接、有力地生產民主，但作者不完全同意。因為他認為傷殘本身不是悲劇，社會排斥才是真正的悲劇，同時表現得接近平常的傷殘運動員，也可能是鞏固著主流的傷殘神話。作者認為「normate」本身其實是超乎常人的身體，傷殘研究最重要的地方是：「可帶回家，因為人人都會經歷，如果夠長命，不久將來，希望傷殘最終成為常規。」
傷殘女性主義 ／ 不要「健全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