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minism and disability
Hillyer, Barbara. Feminism and disability. Norman, Okla. :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
。彩鳳2011年拙譯。
第一章 想起 Jennifer，1979
我作為教授性別研究的女性，清楚個人經歷=政治的重要性。當我在學習女性經驗時，發現自己的母親角色，有時也會壓抑女兒。我時常提醒自己，在分析女性的過程中，必須要與其他「少數群體」／被邊緣群體對讀。譬如說傷殘。我做任何事都會思考jennifer(後簡稱j)的政治性── j 13歲時有很多理想，但身體背叛了她；我覺得 j 14歲時因一種現實的恐懼，很怕成長。
我作為一個母親，同樣也有恐懼和憤怒。作為學者則很難定義這關係和分析。我的不同角色與 j產生很多角力。j 和很多女人都一樣「弱」。而富強烈同理心的女性特質，令我深刻體會 j 的所有感受。我們兩人互相依存得彷似傳統婚姻。我遇上理論困窘── j 作為傷殘者，沒有了我，思維上真的不能自理嗎？假如我採用傳統女人概念去理解和分析的話，j 是個怎樣的女人？探索她是誰，可能比起追究她可以成為誰更重要！
社會給予傷殘女性只有兩個出路：
- 婚姻──這種對女人的期望，造成雙重綑綁的問題；
- 院舍／工場──不單期望她們可以工作，而且宗教背景會壓制她們的性需要。
第二章邁向新理論的小筆記
過往，傷殘文獻很少討論身心障礙女兒的媽媽，亦鮮有提及與女性主義的關係。傷殘女性主義理論要經常連接女性與照顧者的關係，因為這牽涉到陰性化特質的定型問題。
獨立／生產力及障礙
一般論述都將依賴=有問題。其實，那是源於性別二元對立思想，即是將陽剛=強／獨立，陰性=弱／依賴。我認為很多傷殘女性都會接受這樣思考：拒絕認識自己身體。我曾參與一個傷殘運動的討論會，大家都只會不斷讚揚「獨立」。沒人會質疑「過度獨立」的可能出現的問題。audre lorde入院的經驗，令她察覺自己對女性照顧者的二元期望是矛盾的──當她是一般女人身份時，會期望她依賴；當她是照顧者時，又希望她有足夠強度。
家長教師經常製造當時人獨立的假象，強調生產力；又期望媽媽多獲社會資源，成為稱職的母親。到底怎樣才不會汲乾家庭或專業照顧者的身心？女人與女人之間的關係是最複雜的，因為大家需要互相扮演不同的陰性化特質。在幫忙的過程中，可能出現憤恨與忽略照顧者自己的需要的問題。有時傷殘者又會扮演過於依賴，而照顧者則有過勞情況。母女關係又可能令雙方都變成有障礙。例如當媽媽身體每下愈況，女兒如想保持媽媽病之前傳統角色的工作的話，那麼女兒可能會超額工作，不能持續自己其他原初生活面向。當這種象徵性連繫（symbiotic connection）不平衡時，她們便需要分開一下。
女性主義理論
女性主義傷殘理論的基本理念：
全面性(包不同生活面向)＋雙面性思考(傷殘+女性主義)＋因應生活經驗反覆修正理論
有界線的生活（boundary living）是必要的(P.14) 。它跟院舍化的問題相關。mary daly 認為，女人沒可能完全住在父權的院舍中。她推動「有界線的生活」，希望大家不要通通都被男性中心的院舍吸納。她又認為，女性較有能力接近生死。社會應改變，死亡不止是一件很差的事，而是真實。而且，社會需要明白哀悼的重要。adrienne rich 則認為，女性經常忽略自己的痛苦和限制。婦運當中，也常出現過於堅持女人＝個人獨立的想法。她提出女性主義者應強調和重視限制，對軟弱有不同的理解，不要推走真實感覺。此一章節亦提醒我們，照顧者及當時人之間多元的衝突，其實有助確認彼此面對的困難。
beatric wright認為，強加於傷殘人的哀悼，其實是健主中心在作祟。舉例來說，我們是基於以走路為中心，才會同情沒有腳的人。carol gilligan相信將男人等同公義，而女人則等同照顧的概念，令我們難以處理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關係。
照顧者及被照顧者，或者一般人都應該有更強的相互性── 既可要求又可接收幫助，同時尊重大家的界線。martha thompson認為女女(照顧者及當時人)之間有較高互相照顧的能力，不致筋疲力竭。不過，我們一些不經意的假設，包括：照顧者一定做得到(不可能是接收幫忙者)、被照顧者則一定做不了(不可能是施行幫忙者)、當時人的限制只是一種藉口、女人一定是照顧者、浪漫化「接收幫助」一方、不同傷殘特性(如智障小朋友)等等，都會增加相處的困難，亦阻礙了互相照顧關係的可能性。
第三章 語言與傳記
到底，怎樣的語言，才能既政治正確又，可承載不同群組的需要和感受呢？ 傷殘與長期病患的人口是很廣闊，亦即是包括所有共享標籤化的社會經驗及醫療管制問題的人。個人經驗的講述及自傳，都是整理女人傷殘的歷史最好的資料。但，這牽涉到讀寫能力的問題。而讀寫能力本身可能是相對中產的要求。有時，當事人需要代筆，再加上專業文獻吧。
政治正確的語言
1. 我的分類: handicap殘障=社會性歧視；disabled傷殘=個人身體的限制令她失去某些功能。80年代較少女性主義者關注傷殘的事。1979年出版的女性主義殘障(handicap)一書，遭到部份傷殘群體反對，令我意識到命名的政治性。於是，下決心找尋適合的「傷殘詞語」。
2. 不可用來稱呼她人的？例如：Idot白痴／ cripple殘廢／gimp等等。
3. 但有時可用來稱呼自己？例如：nancy marirs叫自己做CRIPPLE(殘廢)，提醒其他人，傷殘的她的存在！Cripple殘廢這個字，本身是社會的英雄主義在作祟，多過想貶低傷殘人士。
4. 不可用的詞語？例如：被輪椅限制的女性(太集中關於限制)；victim 受害者(nancy fick反對用polio victim小兒麻痺症受害者，因為框於病毒而忽視整個人)；ann finger認為以政治正確來說，好像不應用受害者，但這似乎又是恰當的用詞。
5. 我建議用：survivors 生還者／fighters爭士。我亦認同julia penelope的意見：「我們經常抗拒為真正的主體命名，事實上，如果我們不指出壓迫者，也算一種壓迫。用不用受害者這字，其實是源於健全中心，就如沒有異性戀中心霸權的話，也不需要女同志這名稱。」
kirsten hearn指出，其實所有名詞都是富爭議性的。世衛／美國政府的定義也不一，有些人因不滿它們定義不當而抵制它而不領取傷殘津貼。union of physically imparied against segregetion(反對分隔傷殘聯盟)定義impairment(損傷)是個人身體精神性的 vs disablement(無能力)是社會性的。1980 gliedman and roth持相反意見，她們的定義廣泛流行。
6. handicapism殘障主義──不少傷殘權益社運人士用handicapism一詞，展示社會對傷殘的定型及待遇。這詞類似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壓迫環境。
7. 我同意Marj schneider用disability一字，它提醒了我們，要小心什麼仍是被多數排斥的。
8. 活躍的視障女性主義者sara atatimur提出，社會不用損傷／傷殘等字，是想迴避問題。
到底是字眼，還是概念本身令人更煩擾？
差異與挑戰
yvonne duffy支持differently abled(不同能力)一詞，因為它能包含多元的差異性能力。同時，它又被批評太概括，以及隱藏了真正的問題。「不同能力」一詞，被認為只是女性主義群體自己想用。批評者認為它類似「未發展國家」等用語，也就是隱約要求人要成為「已發展國家」一樣的能力。黑人及同志運動也需要打種族和異性戀霸權，但她們不會稱自己為不同膚色或不同性取向。「不同能力」一詞，背後其實是非常堅固的健全霸權在作祟。表面上假裝普通人與人的差異，背後隱藏了很多實際傷殘人士不可能做到的事，亦阻礙了大家確認傷殘個體的感受/失去/情緒起伏及憤怒。mary ambo認為physically challenged(身體挑戰)一詞較準確。因為傷殘人士做每一件事都富挑戰性，亦是真正的身體探險。
作為意識提升的名詞，哪個最好？種族/年齡/異性戀中心等等，其實會與健全中心交錯，影響傷殘人士，委婉的言詞，只是掩蓋了一些真相。
婉轉與有限的語言
「不同能力」中的「不同」，好處是挑戰既有對傷殘的貶抑。而不足之處，就是可被利用作減低服務或無視真正的問題的藉口，有可能間接地偽裝了主體性。julia penelpe建議用hidden disability (隱藏傷殘)：「生活在健全身體為中心思想的社會裡，我們必須公布我們並不健全。」另外，亦有人批評，以視覺為主導的語言和思考方式，太陽剛了。高度以視覺文化為中心的環境，對視障人士是很不利的。
我同意julia penelpe:「我們思考如何講述，同時也可改變我們思考的方式。」一方面，我們選詞小心。同時，不要迴避所謂政治不正確的語言。因為，那些詞語在某些語境是最恰當。舉例來說，如果大家完全消除這類政治不正確的字眼，那麼，當joann giudicess 想講自己的"盲目"時，她該如何表達呢？我主張，我們解放那些既有定型的語言，不羞恥地說出"盲"這個字，指出我是盲人，其實也是盲人受尊重及感覺自在的方式之一。有時，太正面的名字，有機會掩蓋滲透日常生活而不開心的真實經歷。
jeff lyon及bryan jennett的研究，是想嘗試引証平民語言有時會干擾專業用語及運作。這樣，不單影響她們的家庭生活，更可能影響公共政策。例如「智障」的分類，有時是可以協助理降其獨立能力的嗎？由AIDS受害者這名字變成愛滋病者，有時又可能妨礙了醫學上對付愛滋病的傳播性問題？
kenneth clark認為，社會學式的婉轉主義，只是一種學術論述，常被女性主義學者批評它太「陽性」。亦即是說，這類學者的客觀性及醫學客觀性不單有機會否定人的痛苦，也可能將當時人客體化，造出極為偏見性的科學化傷殘理論。這邊廂，平民不理解學者語言與傷殘人士之間的偏差；那邊廂，醫學人員又不願理解「病人」的本質。那麼，治療及醫生優越性的語言，就會進一步將病人地位物化。而且強調學術客觀，亦可能打擊「倡議專家」。例如wolf wolfensberger對智障人士的倡議，經常被批判缺乏傳統學術客觀性。我對傷殘語言的策略是受人文訓練影響的。換言之，鼓勵詮釋相對性，亦閱讀跨學科界線的傷殘理論。不止使用抽象或無價值主導的觀察系統，更要深入閱讀系統背後的價值觀。我就如游走於心理分析及人文學界線的nancy chodorow。我們都選擇結合實証的真實和多元化的詮釋的好處：不單確認傷殘經驗的人性化，同時也保護說話及聆聽者。
傳記
女性主義者的信仰，是包括分析前聆聽很多故事。女性傷殘的經驗以不同的形式出現：自傳、個人文章、傳記、期刊訪問等等。這些具女人中心意識的故事，都是很好的資源。自傳其實是選擇性重述個人故事，具重整及反思作用。書寫這個動作，也促進當事人明白記憶的意義。日記方面，如果事先知道要公開的話，本身其實深藏了想表達的信息。例如英雄式想法或宗教思想。1940-50年代，Marie killilea寫關於大腦性麻痺(celebral palsy)女兒karen的故事，就充分表現了家人對於女兒能如「正常人」那般生活的樂觀態度。這就是所謂的英雄式的自豪感。這樣的話，讀者要非常的艱難才可找出karen的壓力。譬如說karen少年時決定坐輪椅經歷中的矛盾。
1940年，不少人傾向書寫一家人共同克服傷殘的經歷。到了1980年，又興起書寫醫療及公共政策問題和憤怒。直至現在，有些是慶祝生命，有些是要求榮耀地死亡，有些為了保護自己掩蓋真情緒，有些以記憶迴避對過去。有時，當我們傾向回憶趣聞軼事時，其實是想避開面對過去的一些矛盾！
自傳的重要性，在於重建不被審查及封存記憶。記憶的社會生產性，其實是以遺忘來建立社會秩序。尤其是，女性及傷殘經驗的社會性關連，經常被隱藏，被內化成失憶及私人化。越被忽略和隱藏的部份，就是最被社會最貶視的。舉個例子，在性方面，無論是女人的性或是傷殘女人的性，都成了禁忌，無從發聲。而不論是傳記、自傳、日記、書信，只要能反映女性多元角色、零碎又具意識的女性生活的書寫，都被認為是女性主義歷史方法論，是屬於女性的形式。estelle jelinek 將自傳定義為：「女性有意圖地書寫屬於她自己的生命故事。」她發現這種書寫是正面的。要親近女性的文化之餘，同時又可疏遠男性世界，斷裂及不連貫的形式(disjunctive narratives and discontinuous forms)就最合適。
20年前已開始書寫傷殘傳記的erving goffman認為，多重自我及個別單一書寫是很不一樣的。前者較能從重整不同的社會角色與自己生活的關係。另外，1980年anne finger從書寫傷殘女性的故事，看公共政策如何影響「私生活」。不過，就如90年代的黑人書寫一樣，大家都太集中生產成功的故事了。事實上，那只屬於有資源階級的故事，不具代表性的。
講故事是很重要的。因為某些病患的醫療知識生產，很容易令當時人沈默。愛滋病的醫療論述，很多時令病人不敢講出病的特性。再者，將女人生活解碼，可減低內化了的殖民集體記憶。建立書寫傳記者與當事人互維主體關係，可解放人與人集體真實，讓我們自己為歷史的一部份，亦令我們的生活更有意覺。另外，對傷殘傳記的讀者是有要求的。一方面要尊重女性自己的語言，確認記錄者與當時人一起決定的書寫。另一方面，要視自己的閱讀是光榮的。
學術與政治正確
傳記，尤其是自傳，過往都被質疑其學術客觀性。作者及讀者的偏見都被假設為與學術客觀性的倫理相衝突。我認為這些傳記，並非只是趣聞或不重要的軼事，而是應與社會科學研究結合。我們應衝出學術領域的界線，重視質性文本，視這些文本是眾多種類文本之一。女性主義理論當然支持加以運用這些女性經驗的叙述作理論思考，但都要分開不同領域的脈絡。傷殘人士的經驗，其實如同女性經驗，都是複雜的、多元形式的、非系統性的。將這些經驗與醫學社會科學化知識加起來，雖然少點學術性，亦非正規，但卻更接近傷殘經驗本身的混雜性。
女性主義找尋的學術性是，一方面正視政治正確，另一方面亦尊重當時人感受。sarah hoagland指出，分析的時候制定太多條例規則，甚至去到大家不太明白的地步的話，都會令該群體喪失的意見的多元性。而固執的規則也未能完全理會當事人的真實情感。ann ferguson認為，在強調策略的政治運動中，對多元價值包容度較低。在文化建立的運動則較包容。不過，似乎在傷殘運動中，政治運動份子與文化建立者之間的分野不大。政治壓力很多時會令家庭成員掩蓋真正的情感。就如我作為 j 的倡議者，有時都會不小心講錯。為保持政治正確，有時反而窒礙了我的經驗分享。
在運動外的人，包括照顧者，經常被期望要支持運動，或者要成為促進與女性運動的橋樑。雖然傷殘運動也有很多分隔界線，但要分誰是insider和outsider，其實是困難的。而爭取無障礙設施，則可令不同傷殘小群體可走在一起。過程不單提升共同性，亦減低與健全人之間的語言障礙。
我們有時需要正確的語言，有時需要多元、差異及精準的。其實，語言的標籤並不是最根本的問題。反而是將那些人分隔和遠離，才是我們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我們並非要建立二元對立的語言，也不是要將語言的意義視為理所當然。而是豐富、複雜的語言。當過程慢下來，或者說話會`不方便，但越慢就能刺激思考。這套語言的反思，跟思考女性自傳和叙述的邏輯是一致的。我們不單要聆聽不斷重複的故事，也要思考當中的關連，交織出更多色彩的語言和故事。
第四章 生產力與步伐
時間管理是主流文化價值所追棒的。因而，很多少數群體都會抵制它，拒絕時速，以保文化自主。那麼，傷殘人士身體的差異，會影響速度嗎？還是對時速有特別洞悉力？近年，有些文獻研究個人與職業、有機與線性、多元與單一時間性之間的差異和關係。傷殘人士不單要面對主流社會的速度問題，甚至，在女性主義群體內也未必可實行減速。
傷殘人士及其照顧者在其他人的期望下，經常也變成殘障。身體的傷殘，令她們更意覺自己身體的真實狀況。對於安全感及脆弱感特別敏感。接納自己有所能，有所不能。接受我們哀悼有時，都可保生存的能量。穩定自我，亦令不會過份在其他女性身上抓資源。當中，減緩和排優次都是隱形病患者平衡速度的方法。不過，不同類型的傷殘、個人對速度反應不一，情況複雜。譬喻每況愈下的病患者，會對速度更有意覺及減緩。而長期病患或精神障礙人士的照顧者，則會較關注當事人速度對其他人的影響。再者，社會的標籤太厲害的話，主體就要經過長時間才可減速。
在某個星期天，團體舉辦了一個「支持決定」（PRO-choice）的遊行。我選擇不參加，反而跟 j 駕車去了餐廳吃飯。有些人可能會期望我帶 j 一起去遊行，中途吃個快餐就可。也可能覺得我不夠女性主義。但是，我不想跟從社會的時間步伐，不想被快速、社會期望的超級女人形象牽著走。我反而更重要自己跟女兒的節奏。
限制，疲憊，超人
傷殘是否帶來真正的限制？這個說法其實是很吊詭的。有可能，那只是基於社會傾向將特殊普遍化，將很狹隘的限制掩蓋了整個人。但同時，我們必須注意有些限制是非常隱形的。例如要做癌症療法的女人，會經常覺得好疲勞。而這等疲憊其實會令人很困頓的。rena blumberg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應多點休息、打坐、求助及放棄某些責任。這邊廂，部份長期病患者或身體會每況愈下的人士，通常不理會這種疲憊，要等到身體崩塌時才強制休息；另一邊廂，照顧者感到疲憊，卻被視為理所當然。
edward t. hall比較不同文化對時間觀的看法時，發現歐美強調「節省時間」。而將時間量化，將速度放在高高在上的價值觀的話，一方面令大家都要求自己變成超人，同時就不想成為弱者及依賴。例如frank bowe在《come back》一書內，介紹了一些做很多倡議運動，同時努力兼顧學業工作等等的傷殘人士故事。這牽涉到的問題是，其他傷殘人士見到這樣的role model，很可能會感困窘。當男人也要這樣推到超人能力的位置，女人就需要更加大的氣力去成為超女人。在diane runbin的家庭個案中，她照顧兩位老長父母的時候，往往感覺自己才是唯一資源。無論是接送見醫生到買保險，每件事她都要做得快及順。完全沒有意覺超荷和耗盡的空間。本文想倡議的是，不論是傷殘人士或照顧者，都應放慢腳步、接受其他人的協助。停一停，利用社會資源或醫院等等去暫緩壓力。這樣才可持續身體或心靈的能力。院舍專業照顧者方面，有時工作太多，另設休息日程反而可能增加壓力。那麼，在工作間加開休息工作坊會更為有效。
減慢與等待
減速對不同類型的傷殘人士都是重要的。不過，會因應不同文化背景而有所差異。如果沒有外在環境的干擾的話，視障人士做事速度不一定較慢。而老人痴呆症之類的疾病，是會影響記憶的，則極需減慢節奏。大家應花更多時間，更有意覺去了解不明顯的傷殘或女性照顧者。哀悼需時又是不同的。而且，學習用新方法處理舊日常事情都需要時間。癌症病人方面，有時會退化成小朋友，要令她接受照顧是需時的。再者，對於很努力的妻子及母親而言，較難接受自己被照顧。
等待亦是減速的方法之一。傷殘人士在尋求醫療及教育的過程中，日復日地等待約見、答覆。如果因而造成神經官能病，那一定是「等待情結」：「等待是所有病人共同擁有的。」一位精神障礙小朋友的父親說：「與女兒相處，其中一件最艱辛的任務，是學習停止所有玩樂和娛樂或教育她。有時，只要可以一起吃漢堡包，就已經足夠。」傷殘人士都必定經歷哀悼，等待一些事情的發生。等到什麼都沒發生時，就只有時間一直流走。而等待死亡就如哀悼的對岸，需要重整生活的秩序，暫停速度。hall觀察歐美白人對等待的看法是：「沒事發生，就等如沒進展。」，但我認為，只要感情和情緒在運行的話，暫停或等待也可以是很豐碩的。
認可個人的速度
有些病可能令人想做事快起來。有些病只要有儀器幫助，就可做到她能力內可以做的事情。我們要先認真了解自己的速度，才可避免被主流社會時鐘式和系統性原則的時間觀吃掉。《no more stares》提出，傷殘人士不應與時間競賽。同時鼓勵傷殘女性不論用多長時間，都需要獨立生活。那樣，才可自主選擇舒服的生活速度。mary daly則認為，屬於女人自己的時間觀，即是任何時候都活在真實中。女人的時間觀，不單要拒絕被佔有和征服，生活在有質素的時間內，亦遠離線性而量化式系統的時間觀。
慣例與彈性
傷殘人士日常生活習慣是重覆的。對於多樣不同身體損傷的人士來說，有時日常生活事務變得很基本。有時日程嚴緊一點，可更掌握身體狀態。有時設定一些可達到的任務，可增加自己的滿足感和自信。有時嘗試做一些不一定需要完成的日常事務，是具治療作用。helen feathrstone發現，照顧傷殘小朋友日常生活的母親，日復日被衝擊她自己的疑惑和痛苦的感覺，成為這傷殘小朋友的專家。另外，院舍常被批評生活日程太單一。不過，要小心的是，職員努力改變的話，可能引起一些精神障礙舍員的不便。
活在當下
活在當下被認為是女性的傾向。其實對傷殘人士來說，也很合適。面臨死亡的時候，不依主流社會標準計劃未來是重要的。當一天就是一個計劃，可能超越不可預計的死亡恐懼。對長期病患的人來說，慢慢計劃未來則較適合。而對於很突然的重病者來說，集中當下是最好的。對於精神障礙的人來說，活在當下，有時只有續命的作用，未必可提升生活質素。有些血友病的人士則會說：「我學習到只有一樣事情可以做，就是不可指望什麼。不可有計劃、假期、希望和所有。很多人一生都在消費將來的夢想，血友病（helmophilia)的朋友則沒有明天，病魔的力量會摧毀所有未來的計劃。」而對肌肉萎縮症(muscular dsytrophy)的朋友來說，什麼時候讀書、結婚、駕車、成功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她生活的質素有多好、深和豐富，而不是快、多和長。另外，我們也要明白退化類型的病，危機只會不斷持續。就算是去除了很多悲傷，活在當下，病人也不會痊癒：「你在，才可處理將來。因此，不需要給病人對未來過份的假希望和壓力。」
排優次
對於傷殘人士、家人及照顧者來說，當人們視你為超人，而事實上，病和照顧工作令你變得脆弱時，必須重新整理日程和價值，排優次、懂得向人說不及向其他人求助。R.R. lichtman發現，患上乳癌的女性傾向把親密朋友的關係、簡單而又享受的生活事情放在高次序。而家務、小爭執和問題則放在一邊。
生產力
j. david lewis & andrew j. weigert認為，社會秩序是建基於很強烈的時間管理上，要求依據系統性具層級性的時間而行。而傷殘和病患往往顛倒它，才可運作病人角色。女性主義者daly認為，時間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人們都能活在有機、顛覆線性和父權時間系統之外；而女性可展示其複雜、個人化及傷殘有力的內在反動力文化，那將是革命性行動。
傷殘人士同樣內化了主流社會強調工作效率和生產力的價值觀。社會的標籤是，傷殘人士都是無能力或不是生產。這些論述極度傷害其自尊心。一方面，我們需要減低傷殘人士對生產的期望，更應強調人際關係。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可假設所有傷殘人士是沒有生產能力。要小心的是，實際環境中，越有能力者，越被主流「包容」，或者不被視為傷殘人士。而不符合生產力者，如一些傷殘小朋友的父母，則被要求勤力點參加復康活動或不同教育。在庇護工場的運作中，就可體現生產力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在歐美的時間觀中，傷殘人士需要填滿所有時間，不可浪費一分一秒。但其實，她或照顧者本身已經超額工作。就如我自己一樣，因為生產力過高，沒有人意識到我女兒是傷殘的。不過，話說回頭，如果我生產力不是那麼強的話，同事未必有那麼大的包容度？！
傷殘運動需要打破生產力迷思帶來的危機。
自然
我觀察到的是，傷殘讓我們重新意覺和學習身體真正的狀況。意覺什麼時候虛弱、藥物反應、肌肉收縮等等，這些都是女性健康運動所倡議的。而女性擁有月經、生育等等的能力，往往比男性更接近傷殘和死亡，更有自然之意覺。但我們要小心的是，父權的假設往往又只將自然宥於狂野、農田、鄉間等等的二元對立思維之上，從而被貶值。而傷殘真正教會我們的是：「要將不同的身體狀況變成為我們的一部份，我們自然的一部分。也將我們身體需要的機器，也變成我們身體自然的一部份。然後才決定怎樣的步伐，適合這樣的身體／情緒／精神…..」
第五章 哀悼(grief)
1970年代中期，美國主流文化都相信我們已經懂得什麼叫做哀悼。其實不然。喪失不止是關於死亡，也包括離婚及傷殘。而且不同的病也有不同的悲慟過程和程度。若果年幼便是嚴重傷殘，父母需要哀悼「他不是正常的」。到孩子成年，又要哀悼「失去伙伴」。過程中，父母都需經歷否認、不願相信、孤立、討價還價、悲痛和憤怒等等情緒。傷殘是不會死亡的，甚至需要更多的照顧，危機亦不會一下子就過去。哀悼應該是間歇性和反覆的循環。因此，一般的哀悼理論是不適用的。
當照顧者太過將自我的認同投放在傷殘者身上，或者身兼多職的母親，哀悼時間都會較長。當小朋友經歷一些大改變和成長階段的改變，或節日，哀悼就會循環。當傷殘者的傷殘是每下愈況的話，照顧者則未能分享同樣的悲慟。當傷殘是可見和明顯時，基於社會將健康放在高高在上的價值，我們需要視自己為「正常」。因此，傷殘等同了「悲劇」，社會期望家人和當事人表演哀悼。而當傷殘者是小朋友的話，父母卻被要求掩藏哀慟，以保家庭功能。當照顧者是媽媽時，雖是最體會到哀傷的人，但因她常被要求抱持希望和成為英雄式的照顧者，哀悼就不能。
事實上，每人需要不同的哀悼時間表。它不應被視為是弱的表現，也不應假設母親就是理所當然的哀悼者和照顧者，繼而影響其工作機會。社會缺乏說故事的空間和文化，對哀悼來說是極度傷害。我們必須接近哀悼的存在。我們需要接受未必能治癒那些感覺，也永沒可能越過它們。哀悼是多重及可能不斷改變。舉例而言，在我們使用輪椅的過程中，起初可能是哀悼手術的失敗，之後需要哀悼不能再用腳的生活。有時候，哀悼可能是正面及有推動力的。我們應該接納人是有人性，可以軟弱的。當我們能真正感受別人的痛苦，我們才是真正的人。而女性擁有深度和節奏的哀慟過程，將女性進一步拉近自然。
第六章 怪責母親(mother blaming)
母親通常是最活躍的傷殘運動員，也是最佳詮釋員。但卻經常被忽略，或被定型成傷殘的問題源頭。在傷殘運動中，父母和專業往往被視為反動的群體。當中，「父母」通常就等同了母親。也就是說，當小朋友出現什麼問題，都會認為是出於媽媽的過份保護。另一方面，專業也會怪責媽媽未能提供足夠的環境，讓傷殘小朋友發揮潛能或是病患的源頭。1970年至80年代，媽媽被指責為72種病患問題成因，包括小朋友患上精神分裂。同時，家長又會因這種責怪而對專業感憤怒。
在取決是否要生育傷殘小朋友個案中，我認為父母根本沒有「足夠的知情後同意的權利」(informed consent)。因為她他們都沒有得到關於傷殘的正面訊息。但是無論如何，父母的決定一定是比政府的好。當然，女性主義者也不是沒有懷疑母親角色對傷殘人士造成的不良影響，例如壓抑女兒的慾望？但是，倡導父職一定不是簡單的解決之道。
第七章 否認(denial)及正常化(normalization)
到底，我們是基於接納還是否認智障人士，而實行院舍化？無論那一方立場，都支持「最低度限制的環境」。對於女性主義者來說，正常化有兩個問題──所謂正常女性角色會強化附屬關係；主流即等同男性主流。
在一般的傷殘文獻中，「否認」被認為是不能適應的負面符號。是在突發意外或喪失後，用作保護當事人的情緒反應。當已經超越殘障的話，否認的情況是會被禁止的。就如沙士之前，若一個人抱病工作的話，是會被加許的，被視為正常及具生產力。文化上尤其要求女性要否定負面情緒。本文想提出的是，「否認」有時是會令一些病惡化，如癌症及心臟病，而且亦會影響病人與照顧者的關係。社會經常要求病人表演戰士角色，令我們很難了解否認的程度。「否認」的負面影響包括不能確定自我概念。就如同在女性主義群體內，不願承認傷殘女性是一個類別的差異(categorically different)，同樣影響女性的自我概念。再者，否認會令當事人對自己的情緒評估與現實有落差。其實，傷殘的壓力不是來傷殘本身，而是其他人的態度。是源自社會的暴力和競爭，以及社會大眾對正常的過份渴求。否認的正面影響則包括，能維持跟病魔戰鬥的士氣，保持做治療的正能量。因為一些幻象(illusion)，維持了當事人的希望，減低拼發憂鬱症的可能。而且，我們更可從另一角度理解否認。簡單而言，定只是選擇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當然，當否認產生正面效果時，我們又要思考到底那是不是叫做否認？！
本章節想倡導的是：我們要接納傷殘。這裡的意思不是要過份強調傷殘的好，或覺得傷殘比健全好。其實，只要不貶抑它就可以了。而且，接納也不一定是正面的。得知真相，可能令人很洩氣。但我們必須接納作為人性化的人，我們不一定能處理所有問題。也就是說，限制是可接受的。再者，接納自己的傷殘，參與運動，在公眾中發言，不單可能帶來更多職業機會，更重要是，讓自己面對生命。
要在否認及接納之間找平衡是很難的。尤其是傷殘小朋友的父母。一方面需要保持適當的希望，以維持基本生活運作。同時又要接納不可能癒好或每況愈下的情況。有時候，父母接納的策略包括跟其他更嚴重的傷殘小朋友比較。不過，假若是中度的傷殘，父母便不能當傷殘是不存在的。反而應接納傷殘是小朋友的一部份。接納傷殘已出現，所造成的影響會持續及全面性。當然，要接納自己及家人都要在長期及壓的情況下生活，可能比接納傷殘本身更難。
智障人士或精神病人家庭，最能體會=否認=對正常化的影響。不肯承認當事人是有智力或精神能力的限制也是否認的一種。家人經常提供一些當事人沒有足夠能力理解的資訊，其實，可能會引起當事人或家人更大的挫敗感。另外，過於將智障人定型為開心派，一旦遇到傾向不開心的智障人士，就會引起更多相處的落差。
現今社會，正常化成為很多政府政策的方向。意思就是，傷殘人士應與一般人相同，享有權利，應被接納有些特殊的情況是不可修補。當中包括改善公共設施的無障礙通道設計，以及「去院舍化」的社區融合計劃。
不過，「正常化」依然有其問題。也就是說，對特殊情況的理解是不足以描述傷殘人士的狀況。建立正常化這詞的niels bank-mikkelsen也後悔用了這詞。因為，這詞對於「正常」的意義是含混的。不單有可能出現正常與變態的二元對立，也有可能令大家更忽視不同傷殘的人的需要。niels bank-mikkelsen覺得，使用公平原則可能會更恰當。也即是，我們並不指向做一些跟別人一樣的事。就如女性主義也不一定是主張做跟男人一樣的事。況且，不是每個家庭都有「正常化」的機會，那是需要好的醫療及教育配合的。主流學校都很接受正常化的原則和實踐。但是，大家都有一些可能是錯誤的假設。譬如說，覺得在主流班房裡孤立傷殘同學的機會比較低。另一壞處是，傾向將傷殘同學推向正常角色，或只表揚有特別潛能的傷殘同學。有時候也會不願意處理一些嚴重傷殘的學生。而且，也可能激發父母更多的錯誤期望。亦可能強化一些既有的性別角色定型。如果傷殘女性有工作權，也應有性權。同時，爭取智障人士生育權也可能是性別角色定型的結果，而非女性性權或傷殘人士個人權利的捍衛。「正常化」又可能過於將照顧的責任推向父母，終會出現強迫母職的情況。
我們不須過份把傷殘浪漫化。反而是要認清其限制及相關社會問題在哪。父母是最願意提出最重要但又難的問題，尤其是母親。「去院舍化」則會面對不少生活問題，當中，社區照顧的提昇是非常重要的配套。如果不小心處理，很可能忽略了母親自己的需要，更可能只會是免費奴役了母親。
第八章 過渡(passing)
「過渡」是指將自己表現成一個更優越群體的一員。民權運動都倡議會員「出櫃」，講出過渡帶來的傷害。傷殘女性跟女同志的情況很相似。但是，傷殘女性的家人未必能分享她的痛苦。自小我們就被教導異性戀和健全是更可取的、經常被迫要符合主流文化。兩個運動的歷史都不長，也同樣是運動中的少數。再者，性都是兩種身份中不能提及的，而且都經驗問題被個人化。
傷殘對女性主義的挑戰，包括：如何可以營造無障礙空間？是否應拿掉傷殘的胎兒？這種種困惑促使我們需要一個特別的新的運動關注和方向。社會需要更多傷殘人士出櫃，可明確知道傷殘數量、日常生活受歧視的情況，以制定更好的反歧視政策。過往，女性主義運動、民權運動和同志運動中，女同志及傷殘女性都不被重視，甚至被無視。講個人故事可以提昇意識，是女性主義最基本的方法論。我們同樣都是女性，不論是性還是身體差異，都應發展出一套屬於主體的理論和運動。
到底能「過渡」好嗎？成功過渡，她就成了隱形嗎？有一些人出櫃之後能生還，有些卻不能。而出櫃有時候是必須的。譬如說長期病患者工作時需要較多小休時間，出櫃的話，可能可再作安排。
有時，過渡是經濟或法律需要。有時，為了保生存和工作，提高安全感，壓力減少，生活可更舒適。有時，過渡是出於政治原因。主流美國文化鼓勵將傷殘收起，以被接納。當女同志或傷殘女性同時又是母親角色，而該傷殘或疾病又是被社會標籤得很厲害的話(如精神病和愛滋病)，母親們更需要在工作或社區內「過渡」。否則，可能遇上子女監護權的問題或入學困難。亦有傷殘人士認為，不一定以傷殘人士身份出櫃，節省一些心力參與其他政治爭取。有時，運動內的複雜性有時也會令人不出櫃。女性主義運動通常都對女同志很敏感和關顧。但到九十年代，也有一些女性主義者故意打扮得非常異性戀。那可能是內化了的恐同，也可能是運動內的階級化問題。如此推論，不同的傷殘類別也可能被階級化：精神病在傷殘運動內被迫要收藏起來。傷殘是要反壓迫的。要小心的是，壓迫的態度可能是外在，也可能是內化了的。要跳出來，就要攪清那不是一個人個人的問題。
我經常表現出過渡帶來很多好處。但事實上，對自己不誠實所造成的壓力，也障礙了自我發展及身邊人的關係，甚至產生一些疾病。而且社會也失去了多元性的生活實踐。雖然如此，自1960年代開始，千千萬萬人基於工作需要和社會接納度，都選擇以過渡方式生活。而社會亦持續其壓抑性的政策。
出櫃的女同志也經歷不少壓力。到底她們出櫃的時候，如何能維持個人尊嚴之餘，同時尊重其他不出櫃的人？我將它稱之為生存策略。也就是半出櫃半過渡的方式，譬喻以標記(服飾)提示自己、創造及使用充權式的語言道出自己的故事、調節出櫃的節奏和速度、公開撰稿等等。bell hooks提醒我們：「我們生活在非常複雜的壓迫系統中。意識提昇是一個過程，必須將我們感受到的及行動的，延至政治意識未意覺的人那裡。」當人們在意識提升過程中，找回真正的自我，她們就不會放棄它。
第九章 自然與科技
自1970年代開始，女性主義日益關注自然與科技的關係。當中包括1976年adrinenne rich 的《woman born》、1978年susan griffin 的《woman and nature》及mary daly的《gyn/ecology》。女性跟自然關係的密切性，令女性主義又愛又恨。因為，在男性主導的社會，自然與文化被二元對立起來。月經和生育掛鉤起來，將女性等同了自然。而且負面化自然的特性，又再將照顧變成女性的天職及宥於私人空間，最後帶來重大的歧視。
過往，無論是在公共/學術/家庭/語言任何一方面，這種二元思想都具極端大的影響力。於現代社會而言，這種二元對立似乎減退了。但是，我們依然必須重新反思自然及科技兩方面的關係。尤其是在民權運動和政治行動中，我們也不應浪漫化了自然。而是要考慮不同能力人士的需要。有一次，在女性主義退修的時候，提意大家都睡在地上，為的是想親近大自然，減低人與人的階級關係。但是，這種做法，可能忽略了不同能力人士的需要。最近的女性主義文獻又提醒我們，自然也是文化建構出來的產物。事實上，社會並不存在純粹單一的自然。浪漫化而二元對立的自然觀，可能會導致難以思考代母及同志的差異需要。更重要的是，我們千萬不應簡化地將回到工業前的社會等同是解決之道，亦不應追求個人買賣健康食品就等同為出路。現實中，沒有人可真正完全認知自然或有機，只有電影才出現百分百的自然。就算女性對生死自然等別敏感，身體對大自然較有意覺，我們也要緊記：「女性身體=自然，其實只是一種象徵。也就是說，生育也應是政治性的。」
月經、生育、照顧他人等等，都會令女性更了解身體的生理狀態。那麼，既然傷殘改變了身體，也必定提高女性對身體的意覺。基於性別的二元對立社會價值觀，雖然大部份女性雖然傾向對自己身體有負面或不正確的自我形象，可也的確更願意去了解它。無可口非，傷殘女性在社會的標籤下，更極端地負面化自己的身體。有時甚至視之為敵人。而且，需要醫療幫助的身體，更經常被物化，令病人感覺身體是屬於他人的、父母的或專業的。一般女性身體經常被等同是生育性的、照顧丈夫或子女的。傷殘女性身體的話，就更加上了痛楚和醫療性的符號。
主流社會經常教育我們：不要理會自己的身體。而短暫性的傷殘，則可促使我們重新與自己的身體連接起來。正面的身體意覺，其實是指我們接受自己的身體真實的變化。當中也包括年老、有病或傷殘的身體改變。我們應該相信我們的身體，明白它是我們活著最敏感的顯示器。長期病患者必須學會跟疾病、痛楚、藥物、日程、食物、休息相處。自言自語，也可以是更了解自己日常生活細緻的策略之一。我們需要這種身體的概念，才可能建立全人性治療：認知女性的身體是跟自然的成長與衰退是緊連，是正常的。女性主義慶幸女性身體有性慾及生育能力。但那只是一個開始。緊接的，就是透過好好對待照料他人的身體，產生正面的身體意覺，以及跟其他女性親密地連繫在一起。
然後，下一步就是認清身體跟科技的關係。每個人每日都需要大大小小，由簡單至複雜等等不同類型的科技協助生活細節。由一般電腦到仔細分析器，由輕度近視用的眼鏡以至專用特制的視障用品，日新月異。在家或辦公室或醫院都有不同協助功能，改善我們的生活質素。當然，科技也有他的壞處，就如新生小孩可能被周圍的科技影響其健康。無可否認，女性照顧者就更需要不同的科技，協助簡化很多日常照顧工作。問題是，我們應如何將科技正面地連接自我概念及身體意識？現在，大部份人都不視科技為身體的一部份。就算是協助基本生理功能，都只視之為工具，甚至覺得它是滋擾性的。另外，性及傷殘同樣令人煩惱。可能是因為：它回到了自然的問題；它是我們不可能缺少；它更是避免不了認真思考我們跟其他人互維依賴的關係。為何我們不可將科技視為自然及身體的一部份呢？傷殘不單促進我們的身體意識，也可拉近科技與自然之間的鴻溝。
第十章 照顧者與差異
傷殘令人更依賴他人的照顧。多種的傷殘者更甚。此章的重點是放在照顧者身上，而不是傷殘人士。本章想探討三個面向：照顧與女性角色定型的關係；照顧者的階級障礙問題；以及照顧網絡是否女性主義進一步討論差異的空間？
在父權社會中，無論是主流社會還是女性主義群體內，女性經常被等同陰性化、照顧者和自然的母職。女性都需要不借犧牲地照顧丈夫和小朋友，日復日的自我犧牲。那變相是一種剝削，是性別角色定型產生的問題。越來越多的文獻提醒我們，以上思想所造成的過份互相依賴，過程中會不斷忽略照顧者的需要。不單會損害女性個人的自我認同，更會失去自我主體性，更可能傷害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關係。
就算平日地位較優越的專業女性，一旦她進入母親的角色，就會跌入另一較低階級。專業的照顧者方面，雖然被要求跟被照顧者關係非常近，但實際上她的工資和職業地位是較低的。至於最前線的照顧員方面，又往往跟其他專業的照顧者如心理醫生、社工等等，社會地位不一樣。媽媽、女兒和妻子的照顧者地位又有差異。但無論如何，三種照顧者的角色都被假設是女性，又經常被認為照顧不足。不同階級的要求又不一樣：中產有中產的節奏、效率、清潔度、對人態度等等的要求。陽剛式的價值觀，將專業照顧者的地位放到高高在上。一方面，她們可能不是最接近最了解當事人的人；另一方面他們往往卻是有權力開會討論個案的官僚。這樣的話，就未能最直接處理當事人的需要。
大部份照顧者都是來自被壓迫群體的女性。她們有時是出於關心而提供服務，但有時是經濟因素迫使的。較高社會經濟階級的傷殘人士，有資源時會在家買獨立的照顧者服務。當資源用完，她他們就要回到公立院舍。無論是在家或公立院舍的照顧者，她們都嚴重缺乏互相支援、建立友誼和溝通的機會，被貶視和性別角色定型玩弄著。來自基層的照顧者，貧窮加上長時間的照顧工作，令她們較容易得到長期病。
當女性主義者成了傷殘人士，她們雖不會經濟上奴役照顧者，也不會令女兒因照顧失去工作機會，但她們應該都會選擇女性照顧者。女性往往都能體會照顧者的辛勞，有能力預視自己將來也需要別人的照顧。近代女性主義運動教懂我們要打破沈默，認可差異。互相聆聽，找到大家的共通點，連成一起就會帶動改變。但是，不同的壓力加起來，可能令照顧者無法聆聽其他的故事。因此，我們要小心運用語言。當中，《binocular vision》 及《two sights seeing》是較能看穿父權的運作及女性中心主體的背景。
差異被說出來，才能更有效處理。無論是天生或選擇的差異，都不能被簡化及以偏概全。因此，迫使大家必須找尋自己的語言及鑰匙。縱使我們未能看能魔術般明白所有的差異，但卻令我們明白女性尚有很多未知之素。差異提醒我們生活需要有彈性，更需時刻耐心關顧地聆聽，聽取女性的真實卻不貶抑她們。女性經常被訓練成擅於體會別人的感受，或願意聆聽別人的故事。不過，我們也不要神化了接納照顧的人。同時，女性又被要求禁止表達憤怒。我們必須接納，在照顧過程中，照顧者也有憤怒的權利。
照顧的概念包括仔細清晰的情境處理、懂得要求協助、及自制治療的循環。照顧者都會耗損，都需要治療。互相的自療循環是很重要的，譬如說女同志互相照顧的圈子。另外，當母親角色跟女性照顧者之間出現溝通障礙或矛盾時，必須告訴照顧者接女兒回家照顧的困難。這樣，才可以讓她看到自己母親的角色，也看到母親也是作為一個人的處境。這樣，才可以協調關係。
在自療或意識提升小組累積照顧者真實的故事，並且互相分享，都是很重要的。雖然，參與者背景較接近，未必可處理差異的問題。不過，若每個照顧者都有機會公開演說個人經驗，可能改變社會政策。過程中，要小心選擇場合。否則，可能成了互相指責大會。雖然家人、前線照顧者及專業照顧者之間有不同的權力關係，對照顧的定義也不一。但是，組成互相支援網絡，可以提高照顧的管理性及減低個人耗盡。在女性社群中，必能產生更多的喜悅和悲傷。
第十一章 互相依賴 及獨立/依賴
女性經常被指為是互相依賴的生物──永遠依賴照顧他人去建立自己的身份，不斷為迎合他人的需要而忽略自己的需要。這類社會性傷殘，其實會犧牲個人真實的需要。與此同時，如果社會太強調獨立，又會影響雙方的情緒。在傷殘運動中，傷殘女性比較能分辨真正的獨立需要及過份要求的獨立。女性比較懂得在適當時候求助，或拒絕不需要的幫忙，更懂得於關係中表達適度的憤怒。
依賴
debra connors認為，社會將依賴看作是非常負面。這樣既影響個人的自我概念，亦影響關係。事實上，它更是一個階級的問題：有消費能力者就不是依賴。當自我概念是建基於自主和強勁，依賴就會是：「有時候，我覺得傷殘背叛了我自身非常強悍的女性性格。那彷如根部生了沼。如果可以，我希望修理它……。接受自己缺乏了一些強項，並非唯一解決自我被傷害的方法。」michelle cliff則認為，社會引致傷殘人士進入了不能言說(speechless)的狀態。也就是說，開始是不能說，之後發展成不能為。這樣很可能引起憂鬱症和自毀。如果傷殘女性不能修理這傷痛，或沒有足夠資源請專業人士來幫手，那是非常影響她的自我概念。再者，無論如何修護，這也只能簡接地復修已受傷的自我概念。她們之後還是會繼續變得冷漠、自卑、無能感很強甚至有自殺傾向。舉個例子，mary受槍傷致盲後曾表達過：「寧死，也不願變成依賴者。」就算是輕微的，傷殘人士都會經常怪責他人或太易感內疚。她們容易在過程中，產生過度操控他人的慾望，與照顧者交織出彷似主屬權力關你，造成雙方互動的鬥爭。
嚴重傷殘小朋友的母親，都會傾向過於保護嗎？太親近的關係，會令當事人缺乏私隱，那麼，嚴重傷殘的小朋友可能會覺得被母親侵犯。1970年，evelyn ayrault傾向責怪母親造成少年的依賴性。她的倡議是：就算傷殘小朋友未知有足夠的能力去理解，也必須有知清楚關於自己傷殘的資訊。事實上，這種照顧的關係，有可能內化了無能感。同時，對照顧者的憤怒，其實可能是對獨立的慾望：「我不覺得自己值得被幫忙。我任由內疚、妒嫉、孤獨令情況變得更差。」雖然，這樣的狀態是很負面。但是，無論政府政策或個人實踐，照顧者都傾向提升當事人的依賴性。尤其是，當事人是小朋友/病人/女人。到了1980年代，基於反對過份保護，獨立變成很流行。
miriam greenspan很重視治療師對傷殘人士的態度。她認為，治療師如何理解當事人的需要，會很影響當事人的感情，也可能會導致當事人不成熟。好像不少社會服務一樣，有時會造成當事人過份依賴。不少機構都會選擇以「為你做」多於「合作」的服務方式。機構不單經常覺得當事人是沒可能做到，也強調被幫忙是要感恩。更嚴重的是，部份醫療要求是阻礙了女人外出工作的可能。當事人經常被認為是不可能完成這或那，或不可能做到某角色。frank marsh追溯，西方哲學傳統都將小朋友等同依賴或附屬。而現代社會時常將病人等同小朋友。
獨立
傷殘運動及女性主義運動，同樣強調要建立自信及關係。無論身體傷殘情況有多嚴重，一定有其能動性(mobility)，可以工作的。一千六百多萬非住院舍人士(不包括身體狀態每況愈下的長期病患者)，跟很多55歲以上的人士一樣，可以獨立或就業。不過，有時候過於高舉就業成就的美國獨立文化，卻又令病人更難。也就是說，太期望傷殘人士打勝障礙等同戰士，亦會增加病人的壓力。同時，要求精神病人要獨立，或責怪其沒有進步，也是不切實際的。
在1960年，「獨立生活」未成為傷殘運動的遊行口號之前，beatrice wright發表了宣言：「在人際關係中，如果依賴沒有被正視的話，獨立就會被扭曲成終極目標。」當社會仍對女性及男性角色存在二元對立的話，經常高舉男性等同自主獨立。但，女性其實未必追求相同的。一般人定型的女性=依賴，男性=獨立。其實，兩個極端也未必是兩詞的真義。有時候，女性獨立自主會失去一段關係，但男性卻不會。不過要小心，院舍過份要求依賴的生活的話，有時候，會令部份傷殘女性怕入院多於被強暴。
互相依賴
一般而言，互相依賴似乎只等同了在依賴中的伙伴們。其實，互維依存(interdependent)可能才可發揮最好的功效。在robert subby的定義中，那指涉的是家庭長期失去情緒、行為和心理功能後而致的規條。那些規條會令家人在表達想法和感情時遇上困難，然後，正常的身份認同就出現問題。跟管理女性的規條一樣，那些操控傷殘人士的家庭習慣，同時影響著傷殘人士及照顧者的關係：「不可講這問題、不可公開表達這感覺……不實際的期望──永遠強壯、快樂、完美、好…….不可自私。」
互相依賴的另一定義是：「一種痛苦而又強迫性的依賴模式，從他人身上找到安全網、自我價值及身份認同。此等情況不單出現在傷殘人士身上，也會出現在照顧者身上。如果照顧者是女性，更有雙重身份，令她實際上變成生死存亡病人的關鍵。」傷殘要求兩方的女性更加互相依賴。berenice fisher 及robert galler促使我們要越過傷殘的界線，看到那人是誰。而界線的問題(boundary issues)，雖難定奪，但卻是必須嘗試設立的。以令雙方不會太緊，難分難解，失去自我。尤其對女性的照顧者來說，當傷殘人士的身體狀態似乎需要很大的照顧，我們很容易犧牲了照顧者。接著，不能表達的過勞及憤怒。這樣反而會破壞雙方的關係至深，有時又會令一方過份操控。
愛滋病人研究指出，當病人懂得向不適切的幫助說不的時候，可延長生存的時間。但對於女性而言，要分辨自私和自我中心是很難明白的。不過，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分清我們不是問題的原因。我們必須認可，我們有不肯定自己需要的時候。一旦清楚，我們肯定有權定義及自己行動。沒人可代表我們，我們要成為自己的專家，而非他人的。之後，再跟其他人有相互性溝通，清楚彼此的領土。當傷殘成為關係的一部份，我們要多點理清傷殘的意思是什麼、什麼責任、向誰承責、更了解自己及我們經歷的是什麼等等問題。
接納幫助
傷殘人士經常覺得接納幫助是單方面的。被幫助的一方經常被=低等的，因而會感到憤恨。對依賴的恐懼及未能學習到獨立，會加速那些憤恨。事實上，不止是傷殘人士才需要幫助，任何一個人都有需要其他人幫助的時候。「需要幫助」是很正常的。但要傷殘人士認同這正常性是很難，除非她分得清什麼是所謂的「幫助的恰當處境」。當社會歧視太嚴重，加上傷殘運動中也難以講清各種情境的時候，傷殘人士很容易產生對幫助的誤解。因此，我們必須有適當的敏感度。giedman 及roth認為這是相處問題。譬如說，健視及視障人之間的接觸──健視的人經常會主動一些去幫助視障的人，以減低不肯定性；而視障的人可能以為那是基於對傷殘的負面信念而成的行為。另一些情況是，傷殘人士真的缺乏認知能力。就好像我的女兒一樣。stephani cook說：「當我放下了一般相處模式的詮釋，我才能非常有力量地感受到經驗中的親密。我的朋友需要支持，而我需要病……。」病情越嚴峻，或越是多重傷殘，幫助的需要會增加。那麼，所謂「正常模式」的可行性越低。
傷殘運動提供了模式、哲理及訓練，教我們如何正確地求助。而它的前題是，要「拒絕不適當的幫助」。我們必須學懂辨認那些幫助是對的，從而作出選擇。有時太過互相依賴，會令我們分不清那些幫助是需要或不恰當。越來越多的傷殘人士，重新認知獨立/依賴的可能性。恰當的幫助是可令當事人更「獨立」，令她/他感受到個人的力量。
尤其是傷殘女性，我們更需要學習跟她們合作，聯手打敗父權式的女性=依賴的迷思。在物質上，其實每個人類都是依賴其他人的。就算是非物質的愛都如是，沒有了其他人起的路，我們可能花上一輩子才可去到上班地點。而起路跟女性日常生活需要照顧，是同樣重要的。跟女性一起面對無助、自主、處理日常生活事，同時是幫助我們成長。網絡和女性主義群體的社區照顧模式日漸成長。再加上，我們願意接受不同女性的幫助的思想，互相照顧的親密性慢慢建立起來。當照顧的圈子越來越大時，沒有一個個人是需要單獨負起另一個個體需要的照顧責任。我們都需要多一點了解我們自己真正的限制和需要，才可以依賴其他所有群體內的人之餘，又不會完全依賴。
要打破依賴/獨立的父權二元性，並非單單交換依賴和提高互維依存就可以。而是需要確定人與人的交往，生命交錯的方式(the way lives interwine)。無論是男或女或病人，我們沒有人應該是孤島。
決心
當我們確認「她」是作為一個人來參與人類群體的話，那麼，在設計各種康復計劃時，我們都必須包含靈性的面向。亦即是活動計劃需要包括互相依賴的元素。無論它的名稱如何，意思就是：認真確認人的限制和能力，確認如何才是對女性自己有效果。
第十二章 康復計劃
八十年代傷殘權利運動慢慢冒起。同時出現了康復運動。這個以醫療模式為基礎的計劃，受到不少質疑。不過，不少女性和傷殘的人都仍被這計劃吸引著。很多婦女運動和傷殘運動的人，本身也受著濫用藥物和酒精的問題困擾。因此，三個運動之間交織著非常複雜的關係。在不同的康復計劃之中，由朋輩組成的「十二步計劃」是最為著名。它是從無名戒酒者計劃衍生出來，跟一般治療小組不一樣。在不同步驟的結構中，主要是以鼓勵互相支援的小組，在組內打破否認。不單認可她他們的靈性，重新檢視自己的生活，更改變與人關係，以及接納同輩的多元性為目的。
第一步：分清什麼是無力感powerless。也就是說，認清我們真的是對酒精無力，它已令我們的生活難以操控。對很多女性主義者來說，無力感一字可能是根深的父權意識作祟。但我同意，對於面對致命危疾的人來說，直面這不是人為能控制的問題是很重要的。它(傷殘)也不是掉動資源就能解決的問題。這樣可減低「否認」，是重要而又適當的一步。好像我自己，也要承認無力處理 j 部份的傷殘疾病。雖然這是很難以接受的，但可停止浪費不必要的能量，也可以不再將問題個人化。當中，跟第一步緊密相關的是「晴朗的祈禱」。簡單而言，就是要欣然接納我所不能改變的事。就像有些朋友要接受無論多努力，都不能再走路。不過，用輪椅的確可協助前行。這些都不是要向壓迫低頭。反而是，太執著於我們所不能處理的事，行動也不會帶來改變。太執著，我們依然無權無力而軟弱的。況且，承認無力並不表示我們要向父權壓迫投降。之後，第二步是關於靈性修養。要相信有更大的力量在我們背後，可恢復我們的精神健全，那就是神。當然，這十二步計劃只指涉基督教的神等同靈性的話，牽涉宗教單一的問題。而且，也有女性主義認為基督本身也是非常陽剛的象徵，未必適合不同信仰的婦女。
第三步至第七步，是要鼓勵參與者將我們的信仰和生活交托給神的照顧。謙虛地詢問神：「我們如何可以移除我們的不足？」謙遜跟服從是不同的。謙遜是指我們尊重大自然的冷漠和超自然力量的不可思議，而停止將問題個人化。在這，投降的意義是放下我們想控制一切的需要。第五步就是在不同的處境都得跟神對話。第八至九步是關於與人關係：列一張我們身邊曾經傷害的人的名單，直接作出修補。仔細檢視我們跟身邊人的關係是有其力量，足以令我們反思我們犯的錯誤。接著，在小組內要細心聆聽所有參與者，尤其是新來者的故事。但又需要界線，不可太依附。為保障小組參與者，保密是基本的原則。而且，大家都應以匿名出席。第十一步就是要我們改善意識，跟其他人連繫在一起。傷殘女性應停止否認自己的限制，確認我們需要其他人的協助，以獲取更多資源去改善生活困難。
支持者認為，承認無力感可令我們重新認識自己。透過書寫，鼓勵釐清我們生活的困難、寫出我們的恐懼以及女性的友誼。這些都有助我們接納為自己生活負責任的態度。十二步計劃提醒女性要克服無力感，從內心發展出自己真正的能量。重新詮釋聖靈，聚會的關顧形式，強調參與者的共通性。沒有任何一個是獨特出來，人與人之間密切連繫。這些都能幫助大家去面對疾病。接納多元的思想，是有正面影響的。亦有女性主義者批評，十二步計劃以父權為基礎、將問題和解決方式個人化、過於去政治化。而且對於與神關係的再詮釋有其危險性。bell hook認為，跟痛苦對話是很重要。但她也說，如果我們沒有正視政治現實的話，那也是徒勞。一直以來，傷殘運動很少參與康復計劃的討論。可能是，十二步計劃都以醫療為基礎(及其)假設，跟傷殘運動本身有很大的矛盾。
第十三章 想起 Jennifer 及我，1992
我寫這書，起初是想找到關於 j 的答案。結果，卻是了解自己更多。也就是我自己也是一個思想、感情和政治都有限制，而且不完美的女性。亦更明白像 j 那樣的傷殘女性的限制。跟一般傳統性別角色定型一樣，j 過往十年所關心的都是戀愛、結婚和生小孩等等的事。事實上，她同樣重視和憂慮的是為何t-shirt上沒有她喜愛的圖案。由於政府實行正常化政策，j不可以擁有跟自己年齡不符的玩具。每年我問 j 的理想職業時，她都說想做電視明星……
我已沒打算遊說別人自己是一個好媽媽，也沒有期望自己如超人般可為j及自己超荷太多，更沒有奢望其他傷殘女性可同意作者的觀點。我只希望能人性化地呈現j的限制、很多的憂慮和很簡單的快樂，及自己放棄了成為翻譯員、老師、訓練員、治療師等等角色。我不再是 j 世界唯一焦點， j 也不再是我生命中主要人物。我想看到的是，j 作為一個女性、一個人是如何成長的。
社會的標籤，加上身體上的壓力和哀悼的情緒，j 的傷殘也同時令我成為殘障。我學習走出覺得自己能攪定一切的想像，接納別人的幫助，尤其是女性群體的幫忙。也接納 j 是不能同樣地回報我。她有她獨特的傷殘。我與 j 之間的關係，是無法平等的。我曾經想過要樂觀一點、快樂一點去面對。可是，寫這本書的過程，讓我明白消化痛苦的需要。有時候，太能處理悲傷的話，反而會否定了應有的感情，以及人與人的連繫。
傷殘女性主義 ／ 不要「健全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