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dering disability
Smith, Bonie G. and Beth Hutchison. Gendering disability. New Brunswick, N.J.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彩鳳2011年2月試譯│仍在進行大幅度修改中。
〈批判種族理論、女性主義及傷殘
──反思社會公義及個人身份〉
adrienne asch
「傷殘人士是被分離在孤島的少數。歷史上，並沒有刻意不公平對待傷殘人士。在社會中，只是一直被規範於政治弱勢的位置…。這是源於一個不真實的假設，就是他她們個體參與和貢獻社會的能力不夠。」
批判種族理論家指出，由於種族主義是染了色的人間風景，文化上彷似較平常和自然，唯有當白人精英想提昇自己的利益時，才會容忍／包容或鼓勵黑人的種族推進。種族主義算是沒有偏離軌道，而是美國生活自然規律的一部份。反之，法庭判決往往令傷殘學者、行動者或法律倡議者很氣餒，而制度的反應也是可預期的。批判種族理論，為後公民權益運動帶來很多重要的訊息。可供傷殘運動參考的其中一個是──到底，社會改革能否令歷史上被排擠的群體，在美國生活中達致及維持一個有價值的位置呢？那是值得懷疑的。過往，傷殘運動爭取融合教育、社區和就業的民權策略，最多只能幫助部份種族人民的生活。不過，就算是生活物質上有所改變，但「融合夢」卻缺乏種族意覺的。那麼，事實上，是會傷害不同種族的人的自尊和社會凝聚力。我認同以上部份的質疑。不過，也未放棄追問社會：「到底，怎樣的能力和才華是人類欣賞的？基於種族／性別／性傾向／身體狀況而提供協助，應該不是為了排斥和貶抑。」我追求的社會形態，是部份批判種族理論家所反對的：「當一個社會的目光不再是眼睛的顏色，而是生命機會隨之而來的話，我不能宣稱，健視與視障之間的非社會後果是等同藍眼與啡眼人之間的同異。但我認為，傷殘和社會公義，都欣賞傷殘人和其他被歧視群體之間的同異。」
視野及故事作為資料／數據
批判種族理論及女性主義主張，大眾社會應更了解反歧視的視野，法律應是協助歧視的受害者而非犯事者。舉例來說，因種族歧視而被拒於店舖外、院舍化問題、非自願絕育和學校排拒入學，或是日復日非明顯的歧視，往往令當時人不斷質疑自己是否太過敏或對人不公平。不同種族的人跟傷殘人士的經歷都很相似：在任何交往場域都不被期望擔當成人的社會角色，不被認為可以提供協助，或當傷殘人士工作表現比非傷殘者好時，會更被討厭。很多個人分享及科學文章都會講及，傷殘人士面對陌生人、鄰居、同事、朋友或甚是家人時候被輕蔑的經驗。ADA(美國傷殘法案)可能可以保障，我游泳時不會被公眾場所如泳池拒諸門外，但卻無法令朋友帶我一起去。除非我能說服朋友，他不需為我的安全負責。這些都跟三十年前的種族歧視經驗很似，不斷重蹈覆轍。
我認為我所引用的女性主義者和批判種族理論，以及增長中的傷殘專業人士，都越來越享受工作。並不是因之帶來的經濟地位，而是越來越受專業認可。但同時，又跟其他人一樣，傷殘人士仍舊經常被假設，在很多場域都不會出現。就算出現，也被假設為要幫助的。有一次我去一個講座，有人一見就問：「有什麼需要幫忙嗎？」我回應：「我有什麼可幫到您嗎？」我感憤怒的是，剛認識的陌生人，為何不可當一般人相處？我的朋友認為，除非我能忍受這些奇形怪狀的相處，否則，是交不到新朋友的！不過，我認為就算是交往多年、認識較深的朋友，也不容易接受我參與聚會。法律仍是保障不了傷殘人士在非正規交往出現的歧視問題，不能真正進入主流。法官需要學習更多關於傷殘人士的生活管理狀況。我同意anita silvers所言：「傷殘人士要証明，自己的傷殘生活並不是悲劇的話，成本是很高的。」
權利理論及傷殘模式
批判種族理論(CRT)懷疑自由公民權的哲學，認為少數種族只可從主流社會受惠。它亦離開批判法律研究(CLS)，指出權利語言和法律的重要性。儘管如此，就好像mari matsuda所說的：「誰人會相信這兩句話：一‧我有權跟其他人一樣公平地參與社會；二‧權利是任何一個有權人說有就有。CLS由這些基層經驗中學習到的初階是，若要同時相信這兩句話，必須是在實行時……。我們必須明白，要求公義、行政公正以及政治參與，是如何令人類願意赴湯蹈火。」部份個人和團體都認同，傷殘權運動應重視權利修詞和法律，以爭取公平的社會參與。
不同情緒、生理身體、認知障礙的人士，多年來被否定投票、教育、工作、房屋、交通工具、婚姻和家長職責的權利。十多年來，她他們努力爭取公民權和社交生活的保障。一反過去「醫院模式」為主導的意識形態──「醫院模式」傾向強化傷殘人士是一種缺損──傷殘運動員及學者開始以「傷殘=少數群體」的模式提出：「一個人的身體、認知、情緒組成，並非問題根源。反而是，社會制度和人為環境並沒有考慮包納所有不同特性，因而製造出來的問題。」雖然法庭判決經常有問題，法律執行亦處處難關。無論如何，法律仍是為傷殘權益爭取提供了實質的幫助。
最近，有學者爭辯「傷殘=少數群體」的模式不足以推動實行傷殘保障法，倡議改用「人類變化／差異」(human variation)要求「全人設計」及「傷殘普及化」。原因是：一‧傷殘類別有很多種和多重，不同的傷殘因人而異，造成不同的影響；二‧用「人類變化」概念去理解傷殘，就是確認它是人類不同形態的部份，可免除分辨誰是那種傷殘類內誰不是的問題(曾經成為否定推行ADA的藉口)；三‧不同人遭遇不同的環境因素，影響其取得法律保障工作、教育、公共服務的能力。當缺乏足夠收入去支付傷殘相關所需的話，個體是無法揮舞。而沒有多元的理解，改變劃一的規則，他她們是無法增加能力去參與。
「人類變化／差異」傷殘模式強調，傷殘人士面對的問題，其實是社會制度只為狹窄的人口而設，無法處理多元人口種類的結果。此模式重申，歧視的概念必須輔之以「合理的設施reasonable accommodation」概念，才可運用致工作場域或其他公共場域討論。這方面是很重要的，但我卻不同意它，因為它沒有處理主流對傷殘人士的致命信念：「傷殘人是沒有貢獻社會或經濟生活，只會耗掉社會資源。」無論如何，「人類變化/差異」傷殘模式，可移除「我們和他她們」的傷殘例外思維。提醒我們，所有人類都有不同狀態，身體和精神每日都在轉變，需不同的衣服尺碼和多元的環境。不過，要主流多數人接受這樣的思維是很困難的：「這些無障礙通道的改變，不單止對傷殘人士有價值，而是對所有人有益。譬如說，加大門框，其實同時也方便了嬰兒車。」
以下是另一個很微小、辛辣，但可証明社會人士對抗公共交通工具無障礙法律的例子。新科技的生產商在2500會員的國際視障聯會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我們生產了一部新的儀器，安裝在巴士上，到站時它就會讀出站名。根據現行的法律，就算未有這儀器，巴士司機也要宣佈站名。這部儀器正正方便了所有視障人士，但司機卻往往會關上這儀器。」
是否他們根本不滿有「非視覺閱讀」的人在車上嗎？還是她他覺得，聲音比同樣意思的路標討厭呢？是否用眼看到的路標才是正常，非視覺性的是「特別／浪費」？那麼，視障的人不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嗎？還是，需要用特別貴的方式去找其他工具？還是，她他們要留在家中不要出門呢？到底，怎樣才會願意容忍這儀器？聽到這個故事，我想或許，這個世界根本不想有傷殘人士存在？！那樣的話，爭取父母終止初生又有嚴重傷殘嬰兒的生命，可能是對的？不！除非，生為傷殘人士已得到社會尊重，或當非傷殘主流已確認傷殘其實是很模糊的概念，認可傷殘人士她他有不同的社會貢獻，以及同意每人都會經驗不同程度的傷殘。否則，社會仍要抗衡所有相關法律。傷殘政策和政治，應要向非傷殘人士確認──無障礙設施是大家直接或間接地都可受惠的。就如傷殘人士社會保障委員susan daniels風趣地提出：「輪椅人士參加會議，都會自備椅子。」
是否所有缺損(handicap)都一樣？多元化缺損的意涵
現行ADA法案中，嘗試在法理上定義一個叫做傷殘的階級／群體，劃出保障群的圈圈是一個不幸：「為提供適切的醫療和復康服務照顧，我們可能需要比較仔細的種類劃分。例如，只是視障的話就不需輪椅。但作為抗衡社會歧視的法例，似乎不需要分辨到底是『真正傷殘』還是『被認為是傷殘』。只要是，遭受僱主、餐廳、政府部門不合理和合法的待遇。或者我比較激進。我建議，不要停留在討論誰是什麼缺損／傷殘。不如直接思考，有哪些人在怎樣社會、物理、官僚及溝通結構的環境下做不了什麼事。然後，嘗試令環境變得可照顧更多元能力的人，致令任何人不再『無能力為之』！」除非，社會對傷殘已有更多共融的環境。否則，我堅持ADA立案和進行投訴的話，其傷殘定義應該以「被視為傷殘者」，而不需証明是否真正傷殘。
讀者可能會質疑，如果用「人類變化/差異」態度對待傷殘的話，那麼，就是說，所有人在生命某一刻都可能可以用ADA來爭取福利、服務或工作嗎？ADA是否針對某一些特定群體？傷殘運動員及ADA執行者經常遇到的，反而是，在很多工作歧視案例中，大家都忽略了它可能是傷殘歧視的問題。經濟學家william johnson寫了一篇關於ADA的文章，序中提及：「過往，ADA有明顯的意圖是協助傷殘的倡議團體，而較忽略了另外為數不少的傷殘大眾……。根據資料顯示，個案多數是來自普羅大眾多於目標群體。尤其是，患有不明顯長期病患的中年人或長者……」他提出的數據，不應被理解為濫用ADA。若以「人類變化」的角度去思考的話，不應集中分辨來使用ADA的人是不是傷殘。當事人投訴被視為傷殘，才是重要的切入點。反而僱主應承擔責任，去証明當事人的傷殘是否不能擔當該工作！當然，容許更多人不受歧視，並不是指所有投訴都必然是對的。也不是不讓僱主爭辯合，理設施可能帶來的過度困難(undue hardship)。
跟隨種族及傷殘理論發展的步伐，少少總結：「傷殘，就如種族一樣，是社會構造出來的分類。這個說法並不新鮮，但法律和社會向方面，的確仍需要時空去處理這定義意味著什麼。我認為，傷殘雖是社會建構，但也不表示其身心不同的反應，是不真實或沒有影響環境中的遭遇。」醫學上，每種病都有不同層次的反應。社會建構不同的傷殘類別，也並非千篇一律。我們必須從不同角度觀察它的變化，包括：哪方面功能受影響？是穩定還是不斷惡化的？可預期的嗎？令什麼人受影響？它有明顯特質嗎？有些病，是會很影響生命中一些重要的決定。有一些，則是較「隱性」的。糖尿病較不明顯，但仍會影響其餐飲，或社交生活。部份病患者因怕別人知道後會有不良反應，可能會隱藏它。而此舉造成的壓力，又可能導致其他問題的出現。
每個人的缺損／傷殘程度和反應，都會因應心理和社會因為等外在於生理的因素，有所不同。傷殘理論家harlan hahn認為，傷殘其實只是引出他人心中「存在性」和「美學的」焦慮。而且，身體不同部位的傷殘，大家接受程度又不一。從社會建構觀點看來，這只表示了某些特質是較難投入既有不同的環境。〈everyone here spoke sign language〉中記載，十九世紀massahusetts裡面聾人的普遍性。在那裡，所有居民都以一半手語一半口語溝通，那麼，聾就不是問題。到底，是不是我們不願意改變某些環境去承認範圍更廣闊的人？打哥爾夫球的賽例，可否改到令不同身體能力的人都可以參加呢？
我責備最近幾個跟僱員相關的法庭判決，其背後的哲學──人沒有足夠傷殘，就不能獲取保護。僱主成功游說法庭：「因著那個人(僱員)的特性而言，環境(僱主方)的彈性已夠，不能再大的了。」我認為，如果僱主訂下血壓是該工作聘請的條件，那麼，僱主有責任先解釋這條件跟工作有什麼關係，再去衡量該員工是否合格。我也不是說，環境是可以無限地更大彈性。只不過，我們真需要認清傷殘的階級性問題。好像律師都不會維修汽車，但社會很少因其依賴維修技工，而將律師的地位降低。另外，若果被標籤為精神病人的僱員遭受歧視，可能是跟原有的一些對精神病的恐懼混淆。並且會遇上「常規的管理阻力」──不願將有特性的人，併入概有固定的環境。
這一章節的開端，我就提問：「到底是不是所有傷殘是一樣的？」其實我想推動的是，與其不斷講個人的傷殘，不如講講環境。就好似技能一樣，不同的傷殘狀態都不一樣，而且有些傷殘病痛，不講出來，是不會觸動既有的恐懼。能不能共融，不是個人的缺乏，而是，社會是否以一個人類變化／差異模式處理人的問題。
以融合為目標？
不同種族要求融合(integration)，是因為白人主導的機構是資源較優越，需要融合黑人或不同族裔。但peller 有這樣的提醒：「分開和分隔是不一樣的。自己選擇的分開有時是需要的，以及有價值的。」分開是有相應配套，想分開的一方是自選的；分隔則是有歧視性的，被分隔的一方是被迫的，非當事人可操控的。因此，若是分隔的話，就必須要求融合？不同種族本身其實沒有差異的，只是歷史中形成的歧視，因此，應以融合為目標？peller質疑真正融合的可能，最終，反是遭種族滅絕。種族的建構，在意識形態層面是要克服歧視。但實際上的操作，就是關於延伸社會資源和個人動力至白人學校、工作地方、社區和態度。某程度上是成功。但面對的挑戰是，同時將有活力的黑人社群，排斥於整體社會之外。
種族的經驗又如何應用到傷殘呢？傷殘面對幾方困難：沒有自然的群體；傷殘各異；醫療又被壟斷；由非傷殘人士主導的傷殘服務，經常反對有政治力量的傷殘社群的發展等等問題。我所倡議的，是跟60年代種族運動的融合主義相似的──爭取保留需要個人協助服務的人在家或為區，遠離院宿。我大力激勵傷殘領袖和學者投放精力，發展青年傷殘到鄰舍學校，而不是要獨立的傷殘學校(就算是由傷殘人士主導的)。要達到真正跟非傷殘同輩的共融(inclusion)，是需要環境的改變。當中，包括老師改課程表、不同的語言設備等等。當然更加需要建立的是，不同的傷殘人士政治行動和支援組群。
種族意識、傷殘意識和身份政治
iris young形容壓迫的五種面向，包括剝削、邊緣化、去勢、文化帝國主義和暴力，的確有助我們討論傷殘運動的方向。傷殘人士缺乏家人擁有同樣經驗，跟傷殘群體也沒有地理聚集的不利環境。經驗壓迫的傷殘人士而組成社會和政治組織的人，都共同分享她他們生活面對的壓迫，就是經常被過份庇護、不受理、誤解和虐待。傷殘群體有豐富的文化，她他們有時會以劇場和詩的方式表達出來。一些長期的傷殘運動員都是「互相綁在一起」的。那不只是因為友誼或運動歷史，而是，傷殘政治的情感成為了她他們生活的核心。1986年有一研究顯示，傷殘人士多數認為傷殘是跟少數群體地位相近。另一部份的學者則提出，如果要令傷殘人士在壓迫性的社會中有好的生活，必須建立傷殘=正面／中心的身份認同。就好像，種族和性／別也可以成為身份認同的中心元素一樣。
不過，跟種族不一樣的是，傷殘不會是整家人共同擁有的身份認同。家長總是在「教養傷殘小朋友=負面」的單張傳社教化下生活。從來，沒有人那麼刻意宣傳，社會的貧窮、差的教育、失業等等社會問題統統也令她他們的小孩危險。而事實上，很多傷殘人士家長養育傷殘小孩的過程，往往有很正面的經驗。她他們的經驗足以証明，社區是可以確認共通性及差異性。認可共通性，是可以超越身體和傷殘狀態的差異。性／種族／傷殘等等，其實是互相影響和互相交織著我及大家的生活。很多敏銳的人，可教導或為傷殘人士寫故事。我在關於母職的課堂上，也納入了傷殘母親的故事。所有少數群體的學者，在不同範疇都需要警覺到，其工作對該群體的意義。
christopher nolan在訪問中被問及他是否想離開輪椅的時候，他說他會回到輪椅的。亦有視障人士說：「(視力回復？)或者那會是很有趣，亦方便了。但是，我認為那不會改變我對生命的投入、興趣、熱情，我如何理解世界、人際關係、工作和玩樂。」
我夢想建立的社會是這樣的：
「希望沒有人的生命選擇，是要取決於其種族／性／傷殘地位。希望比起現在，我們不需要不斷思索自己那個特性較受影響，令人更自由。我們否定這種個人化的身份認同，與此同時，也不應本質化群組的身份認同。要徹底消除壓迫，是需要消除「組群」的分野。我認為，自己生命中跟傷殘人士結盟，只是整體社會改變的抗爭之一，友誼之一。最後，我不會對此身份認同持續感興趣。
不同的女性主義或種族理論家，都支持這些價值，包括：我們需要自決而不是自足；要互相依賴而非獨立；靠人際連繫而不是功能性地分開；建立人文社區而非身體自主。而身份政治的重要性，是在於找出身份認同群體中的問題，而非社會關係製造身份認同群組。就如judith butler直率地講出身份政治的限制──你可以連接任何你想要的身份認同，你需要該死的資源去回應一些痛苦身體的實質問題。如果要資源，需跟其他人合作，要關心其他痛苦身體，超越自己的情況……。如果堅持單一特質的話，任何一個身份認同的多元、流動氣質，都會蒸發掉。而傷殘人士的「人類變動／差異」模式，就可增加包納度，減低排斥性。假若社會環境夠開通的話，我們根本不需排斥。如果要比較種族和傷殘哪一個有較大限制的話，我認為要視乎哪個運動能否爭取到，該群組的人不再被環境造成「傷殘」。舉例來說，在現今社會來說，多年的種族民權運動已令不同種族的人不致「傷殘」。我相信，傷殘不止完全還原為社會建構的問題。無論如何，美學經驗和活動都不應排除生理問題的人。就正如聽障人士未必聽到音樂，但她他可以看油畫。我認為人類變動／差異模式更進一步可點出──聽障人士本身有不同的聽音樂方法。
我跟女性主義者和批判種族理論家一樣，對轉變自己的種族／性／身體能力等等不感興趣。我們需要的是，跟彼此合作，獲得更大的公平和共融。欣賞人類多元化／複雜性的能力，目標是要建立一個盲和膚色變得無關痛癢的社會。
〈為何不應修理(固定)雌雄同體？
──從酷兒理論和傷殘研究中得到的啟發〉
sumi colligan
我非常關注北美雌雄同體協會(ISNA)的倡議。她們認為，我們需要預防那些為「生殖器不清晰」人士而做的「糾正手術」。此群體內的人，跟傷殘人士日復日的生活掙扎很相似。兩者的共通點包括：一‧破格的類別、面對醫療管理問題、聲音被消滅；二‧刺激著「外人」壓抑的幻想；三‧挑戰一般對性與身體的假設，重奪兩群被負面形象框緊的人的身體／歡愉；四‧行動者都質疑那些將她／他們放置在「固定」位置的主流文化象徵系統，同時確立兩個群體的人自己獨特的存在價值。就如david mitchell和sharon snyder(1997)所提出的，過往傷殘的身體經常被視為自然的，因而，中斷了思考跟其他已發展的社會議題和理論的關係。
當代流行文化及醫療文化，都有大量對傷殘與種族、階級、性別和性交錯的身體文化建構的探索。它們是顯而易見的，就算沒有傷殘研究觸角的也可檢測到。就算如是，我們也必須抱著幾個質疑：一‧為何面對多元差異的身體狀況時，慈善和同情的反應會被認為是可取的？二‧為何傷殘就等同沒有性？三‧為何生理性器官的性別和性別身份認同要一致？四‧為何被固定或「修理好」被認為是道德上最重要的？
之後，進一步要追問的就是「fixed」的定義。從字典上的動詞定義是：「使在秩序內」、「修理」、或「扎緊固定」；名詞方面：「是尷尬或不舒服的位置」。從這些定義中，可推敲出為何西方文化要將傷殘「中性化」，使雌雄同體變成「傷殘」，同時將她／他們放入「正常化」的規範中。而後現代拉闊身體彈性和類別的反應，可以抗衡「正常化」的問題。不過，也不應成為唯一真理。我們必須回到真實身體的經驗，以及當事人的參與。
雌雄同體與傷殘作為文化景觀？
這一小章節，主要簡單闡述16和17世紀現代醫療霸權之前，西歐如何對待「偏離軌道」的身體。16世紀宗教、科學和色情並沒有清晰的分野。尤其是在反改革的英國，「妖怪」是被視為神的啟事，透露旁觀的罪行，也值此觀察「內在的我」。這類身體挑戰常規界線，更是被置於嚴密管理。到了17世紀未，開始轉向到商品化及分類中，更多的註明「畸形」的流行娛樂表演。直至20世紀前，此風全盛。這些被展示的身體會被「物化」，通常被等同是人類低等進化的形式，與「性」和「種族」交錯，互相掀動。而女性的身體，又總是被放置在無法達致理想的框架內。之後，「畸形」被帶進醫療技術和專家查究中，無法在公眾面前撕開「正常」的神秘面紗。
醫療化的雌雄同體與傷殘身體：式樣翻新和改革
我認為michel foucault的《臨床醫學的誕生》和《性史》，都紀錄了過去兩世紀西歐和美國的醫療、專業等等如何運用其權力去命名、放置、規管、懲罰和改造個體。不單止檢查及轉變肉體的道德涵意，亦重新展示肉體如何被分離和馴服，更勾勒出現代性的輪廓。而專業知識技術與制度力量結盟，就是所謂的BIO-POWER，從性、歷史、疾病和瘋癲等等各方面，增強國家的人口管治。我想提醒大家的是，michel foucault眾多的分析中，卻欠缺了傷殘部份。舉例而言，「復康工業」的急速增長對「不正常／變態」與「正常」之間規管的分析，其實非常切合BIO-POWER的分析，可惜欠奉。1980年michel foucault在「陰陽人」〈何秋蘭‧巴賓〉的日記出版序中，質疑18世紀中醫生將人＝「有真實的性別」的總結。alice dreger進一步確立他的觀點，指出「陰陽人的歷史」其實是「真實的性別」的鬥爭史。(queering of medical authority)，是防止醫療定義和程序的重要策略。不單要打擊「生殖佈局」單一性的假設，更要拆穿醫生總是用手術、荷爾蒙治療及法律權威，軟硬兼施對待當時事人(及其家庭)的強制性等等的問題。
近幾十年，醫療介入(糾正手術)都是於嬰孩時期就要進行。因此，自我身份認同不能起作用。anne fausto-sterling推測，由於雙性人擁有不同性別的能力，更有力去激發同性戀的幽靈。當然，同時也觸動醫療專業的不安。醫生爭辯單一性別才是「自然性別」，否定性別的社會文化因素，成為鞏固異性戀社會的同謀。過去幾個世紀，傷殘人士同樣成為醫療凝視(medical gaze)的對象。傷殘人士被固定在本質化和內化身體真理，被不同規訓機構管理著，被定義為需要「補救」和以慈善心態對待。復康則是以「協助」當時事人完成「自我認同」為名，實際上是要將當事人「劃一化」。不能被醫療「修補」的雌雄同體，要被去性化、孩童化，結果亦要依賴「醫治」他／她的機構。
簡單來說，治療為消除，復康是為「同化」。傷殘人士跟雌雄同體遭遇非常接近，都被視為擾亂了身體／性／性別／分類。她他們的身體和慾望，都被分辨出來，更被強制了。
修補(固定)身體，分隔慾望：建構「無性」
更重要的是，以上的論述和實踐將傷殘和雌雄同體的身體「去性化」。無論是想像這些身體是缺乏或過多而造成的威脅，亦否認其性歡愉的需要。兩個群體從而循環在社會的邊緣。近代對兩個群體的醫療化過程，專用醫學名詞等等，引來對傷殘／雌雄同體身體的禁忌和恥辱，都強化了其文化呈現和人際關係。最後，異性戀和單一身體標準的假設，仍是為鞏固所謂「性=私人和正常」秩序服務。在充滿被排拒的恐懼下，性選擇很易被削減。就好像一位雌雄同體的雙性戀者morgan holmes所說：「我知道慾望不一定跟身體的差異鎖死上的。但當伴侶的恐懼未能消除的時候，尤其是女性伴侶會怕我那怪怪的陰戶，而放棄我。」這個時代對身體的期望，是文化性而非自然性的。
有人成立「中性／無性」小組倡議，「無性」應該是一種選擇，應該成為「選擇性」的自我身分認同和實踐，更應被尊重。能夠避開手術的人，對身體的滿足感和性快感，都是值得我們留意的。身體的真實和主體性往往被「所謂的真實」掩蓋了，生殖器和身份認同的不一致往往被認為是不真實的。michel foucault認為，我們強迫地不斷表達性慾，只能表明了現代化的監視系統和技術之嚴密，不是我們最心底的想法。因此，講出來的故事／論述和身體的真實，必定有距離。
「傷殘／性」的問題，將傷殘和雌雄同體扣得更緊。有明顯傷殘的人士面對其中一個困局，就是普遍都假設了她他們是無性，或將她他們去性。去性的原因有兩個：一方面，是想值此取消其成人資格。性主體是西方現代成人元素之一，當傷殘被否定其主動性和主體性的話，其性態也被消弭。而且，傷殘人士在醫學上被病態化，她他任何的性都被邊緣化。另一方面，是模糊其性別角色認同。傷殘及酷兒作家eli clare解釋：「性別的建構不止是基於男／女性生理身體，更依賴一個『非傷殘的身體』！」更嚴重的問題是，當「視覺形象」及「可見性」構成了更複雜和矛盾的情況下，她他更被排拒於LGBT的群體想像外。若果傷殘人士的身份是外顯的話，她他不可見的身份會更易被忽略。
鬆動「固定」及其封鎖
雖然酷兒理論常被認定為：打破「正常」的不穩定性及其遮蔽的不平等。不過，micheal waner及alexandra chasin也另外提出了很重要警號：「『正常』的吸引力實在太大，以致同志運動也會被它削弱了運動的先進性。就好像，高舉同志婚姻，以及受資本主義吸納，都是被『正常』吸引所致。」事實上，這樣將會很危險的。「正常」的論述和策略，會限制了公眾對多元身體和性表達的知識，進一步邊緣化那些不能或不想被「修復」的人。而雌雄同體及傷殘運動，都必須避免變成「正常」，留在邊陲。
傷殘理論家rosemarie garland thomson認為：「傷殘的身體，最能証明身體的不定性。也因而，常常成為修理和封鎖的對象。攝影是其中一個非常受歡迎的技術，將『凝視』合法化。舉個例子，同志運動發展起來後，資本主義都非常懂得去利用其形象，刺激消費和慈善。要小心的是，太強調商品化的視覺，會限制公眾對性多元(／傷殘)的認知，或甚掩蓋了運動的議程。雖然如此，近來大行其道的『傷殘時裝』，也有一定的激進性。高級時裝的視覺形象，一直只是『標準』的身體論述，而傷殘身體卻只被描繪為『可憐』的。這種接合和分離之間，正好質疑過往傷殘的僵化形象。」(彩鳳卻認為，在社會不斷演化過程中，我們的確不能無視這些現象。不過，這種方向的文化批判分析，未必能釋放空間。反而，很大機會只成為資本主義的共謀。)
重疊結盟及去醫療化
halperin曾論及：「權力也是正面和具生產性的，能產生行動的可能和選擇，最後製造自由的場域。」雌雄同體，一方面是醫學及詞，另一方面是當事人的自我定義。中間的分裂，可革新既有的治療和性別分類。
ISNA(北美雌雄同體協會)的例子說明了，除了打擊既有性別假設之外，同時需要找運動同盟，有助強化運動的理念。此協會最初只是個體與個體聚合的網絡，後來已演化成更政治化的方向：要求醫療人員更主動協助雌雄同體嬰孩的父母，讓她他們能更快進入社會。雖然，協會的努力仍未完全戰勝僵化的性別系統，但是，協會仍能保持兩個重要的理念。第一是維護身體尊嚴；第二是爭取嬰孩「知情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的權利。這些爭取，拉闊了身體和性別的開放性，是令所有人受惠的。協會的爭取，同時亦影響政府重新檢討「女性性器官的切割」的政策。後來，NOW(全國女性組織)也支持ISNA，且改用了ISNA建議的名詞「雌雄同體女孩」，而棄用歷來的「雌雄同體嬰孩」。chase指出，大多數雌雄同體就算是以異性戀自居。但因其身體的狀態，也傾向分享「酷兒」的身份認同，亦連接到社會公義的理念上：「我生來的身體只是有差異，並非疾病。」
鬆動醫療模式內的問題，減低它的壞處，可令它更適合人用，令人選擇更舒適的生活。另一個我們要打擊的是「治癒的意識形態」(ideology of cure)。因為，它長期將有疾病或傷殘的個體排拒於社會。雖然運動經常大聲批判這意識形態，可惜未能對抗完美和身體操控的慾望，似乎也不能消除社會對差異的恐懼。舉例而言，ISNA定位是比較接近酷兒理論／運動，多於傷殘運動，這是非常值得深思。到底，她們是因為喜愛酷兒理論強調的「建立同盟」，還是根深柢固抗拒「傷殘」這個詞語？chase也曾向我透露，有些雌雄同體的人很抗拒「傷殘」=「病態」(pathology)，將傷殘放置在必須逃離的的低等位置。而真正的限制，造成所謂的「methodological distancing」，亦是「正常」的誘惑之一。幸而，不止chase，還有其他人都認同：「實際上，除非我們消除大家對傷殘身體的次等地位，否則，西方文化中不少群體被『病態化』的情況會繼續，無法無天。而雌雄同體和傷殘之間，就好像小河流和大河流的關係一樣，最終必須交匯。」
呼喚流動性
我，以身為傷殘／女性主義者／酷兒的身份呼籲：
「我們不要順從『正常的完整性』這意識形態。我們必須挑戰，既有類別和文化建構出來的身體。歷史，是非線性和固定的。有時身份的宣稱是為了生存，也有一定的位置。但更重要的是『具體化』，而非為『身份』和『區分』而為。
〈翻譯女人〉
brenda jo brueggemann
我是一位聽障女性。生活上和工作上(學術)，長期都跟不同的手語翻譯人士接觸。手譯者的身體和翻譯經常變成是我的「第三空間」。亦即是接通健聽世界的「接觸區」，或可稱謂「連接符號的工作」(working the hyphens)。對於聽力困難的人士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空間。本章主想確立的是，八成半以上由女人(尤其白種女人)從事的手語翻譯工作，是很的重要的。同時，我們必須反思翻譯過程中，聽障人士與手譯者的權力關係。當中，涉及幾個層面的問題，包括：為她人發聲、翻譯的政治性、照顧的倫理、公義和代表性等等。
我想從三個學術交流的翻譯場景(片段)，展示出在這「流動的空間」中，同時間，每分每秒都存在「倫理選擇」的問題。
一‧幾年前，我參與了一個人文學院辦的會議。當中要看一段錄像，以探討「世界媒體和文化中心」和「連接跨文化溝通」等議題。可是，放映的劇院卻是非常的烏黑。無法看手譯，影片也沒有開場未幕介紹。令我和手譯者都感到諷刺、份外尷尬和憤怒。更諷刺的是，人文多元性學院委員會希望我能帶入傷殘的角度，因而委任我。並且，指派了我當日發言，發表委員會該年度新增的提昇多元化獎項。也刻意安排了「最好」手譯員給我。可惜，劇院的情況，令我和手譯員完全無法理解影片。放映結束時，手譯員立即用手語問我：「您想我說些什麼嗎？」我立即回：「不！我自己講！」類似的經驗，對聽障人士來說，其實日常發生。那展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關於翻譯政治和，另一個是翻譯員作為倡議角色的矛盾。無論是個人而言，還是從專業角度理解，我認為身處那種挫敗的場景，手譯員的陪伴是非常重要的。
二‧兩年後，我跟同一位手譯參加另一個人文學院的會議。當中，要投票決定是否取消一個有十年以上歷史的單位(還是給予該單位作為學系的名份)。根據議程，投票前有二十分鐘要作討論。一位資深的委員足足用了二十分鐘發表反對這單位的講話，時間到了，沒有任何人可再發言。一開始，我的手譯員被指派上台做手譯。慢慢地，健聽的參與者都不再看那位委員發言，目光都聚焦在手譯員。更複雜的事情是，一般手譯員都會用身體姿態同時表達出發言者的聲調和語調等等，而我感應到，當時手譯員陷入了一道德選擇的矛盾中。那矛盾就是，應該正確(加上適當的表情)表達發言者的意見，讓作者自己去「聽」，還是帶有批判發言的角度去翻譯。最終，她選擇了目無表情地翻譯。亦即是，一方面她選擇違背了專業訓練中正確翻譯的原則，另一方面她保存當時人的意圖的原則。這次的事情，一直深刻在我腦海中。
三‧同一位手譯員，幾個月前的表現卻完全不同。那次，我在學校舉辦了個「三重盲的閱讀會」。邀請了三位非常好的視障作家朋友出席，她他們以不同的技術公開地閱讀，一起探索「盲讀」(blind reading)的概念。其實，我本身不一定需要一位手譯員。請手譯員來，一方面是因為她的「藝術性翻譯」不錯，另一方面是想準備給一位聽障學生的(他最一分鐘真的出現了)。那一次，又是在那「烏黑的劇院」舉行。不過，這次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劇院環境沒準備好。而是到最後一位「盲讀」表演時，手譯者在盲讀者兩呎之外，以完全藝術性的模式去「表演」，迷住了所有人。雖然很多觀眾都非常欣賞手譯的表演，不過手譯員也為自作主張又極端投入，而向作者道歉。
舉這幾次的例子，是想說明，手譯者在不同的場景，出於不同的原因而，都不會是「中性的翻譯」。這也就是翻譯存在已久的問題：「中性的迷思」。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因為我有書寫能力或其他表達的方式，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接通「健聽主流世界」，亦已在當中佔了一個較有權力的位置。如果換著是其他聽障人士呢？我們就不能不更深入正視手譯者在翻譯時也有參與「發聲」的現實。
另外，我進一步找了5位美國華盛頓「最好」的手譯員，就著專業中的「權力關係」和「代表性」問題作對話。當中，我從「專業守則」開始。場景是手譯員陪同當事人去見醫生。當事人沒有告訴醫生他有服食其他藥物，裡面呈現的矛盾包括：到底當事人是否刻意隱瞞？還是只是忘記了？如果是刻意的話，是否應以當事人意願為先？如果沒坦白又影響生命危險呢？或者當事人是想自殺的話，又該如何？有人認為，就算怕當事人自殺(出於保護當事人)，也不應該化當事人告訴醫生。因為這牽涉到當事人自由選擇的問題。就好似健聽的人，也可選擇隱瞞醫生一樣。另一個重要的守則是保密。聽障圈子很細小，手譯員更不應隨便透露當事人的私隱。
手譯員佔了大部份是女性。健聽世界似乎是由男性主導／言語中心溝通模式和文化組成。因此，非常值得看看，女性在另一世界是否帶出獨特的權力關係。我從聽力學、手語和聾人教育三方面著手，做了幾年關於女性權力與聾的關係研究。尤其是關注「氣質」(ethos)方面的探索。研究由女性在第三空間的製造的彈性，總結出六大元素：一‧照顧倫理和公義倫理是交替出現的。個人與集體對當中的理解亦是交錯出現，影響著手譯者當場的決定。二‧手譯員每次面對非常複雜性的問題。舉例來說，當其他人都不理會手譯的時候，手譯員繼續還是離開？或者手譯能力真不適合該場討論，又該如何？(可能是有不少專用名詞您不認識的!) 又或者，手譯員已認知當事人是處於一個「權力較低位置」的場景，又要如何處理呢？三‧可能出現特殊情況或者普遍／文化性別化建構的權力問題，那麼，到底應否設立倫理底線去應對？(為何總是有最佳傳譯員的皇冠？當中有否性別定型的問題嗎？)四‧關於手譯員自覺的專業倫理的矛盾。她他們只是工具還是有力的倡議？由最初認為手譯員應當站在保護聽障人士權益立場出發的倡議角色，到近年力推手譯只作為「中立工具」，都是聽障歷史上一個重要的爭論。從而，引發不同的問題。五‧手譯員如何想像(聽障的)「他者」呢？事實上，這也反映了(健聽的)自己，想像的「聽眾」到底是誰？手譯時，其實是手譯員的(健聽的)自己與(聽障的)「他者」對話嗎？六‧手譯員實際上深入地參與在翻譯的政治內。在「翻譯三角關係」(聽障者、手譯員和聽眾)中，手譯員必須面對翻譯、音譯和溝通的跨文化性問題。有時候，健聽聽眾太依賴手譯，集中與手譯員溝通，反而忽略了當事人，容易造成權力傾斜。相反地，亦有手譯員投訴在溝通的三角關係中，完全缺乏權力。
以上種種情況都有再思考的空間。唯一不可接受的情況是，要求手譯員代表當事人發聲。而最後一個我關注的是關於「意願演說」的力量，亦即是關於自己的意願＋容易表達的空間／方式。
〈結合傷殘，改革女性主義理論〉
rosemarie garland-thomson
近幾年，傷殘理論從醫學、社工和復康領域發展到身份認同研究。從公民運動的熱情中，女性研究和種族研究發了一套關於身份認同批判思維的學術模式。性別研究、酷兒理論、傷殘研究和種族研究互相交錯，對社會公義、主體形構、服從的知識和集體行動等等，形成更豐富的理解。事實上，傷殘理論跟25年前的女性主義發展很相似。過往只是大家互不認識，未理清「兩個理論」之間的關係，現在，大家都在不同的學術領域中興盛起來，亦交匯在身份認同政治的研究中。主宰著傷殘歧視的，是「健全／傷殘」(disability／ability)這個系統。它又再糾結種族／性／階級等等系統，跟性別的界面複雜地交錯(「交織性質」)。交織出更複雜，而又被隱沒的傷殘／性別歷史，以及分析知識的系統。相對來說，性別理論已經歷幾十年的發展，而傷殘理論則是較新的。雖然，性別理論仍面對不少被主流學術的排斥，身份認同研究仍有不少辯論。不過，在互惠互利互相的衝擊下，兩個理論必定能夠有好的結合和改革，建立出女性主義傷殘理論。
女性主義傷殘理論
結合和改革，是為整體的公民權利運動的政治性而行。「結合」的意思就是，要達致平等，必須包含所有被排拒和被從屬的人；「改革」意味著，要重新想像既有的知識和秩序。將傷殘「溶入」女性主義，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女性主義的學術／知識份子工作，明顯是要跟創造一個更公義、平等和融合的社會有關。
toni morrison曾說：「黑人的民族自豪感，是一個滲透美國文化的概念。而傷殘一樣都是普及的意識形態，是一個告知我們文化上「我」和「他者」的概念。傷殘跟性別一樣，是一個流行於所有文化層面的概念。它是結構性制度、社會身份認同、文化實踐、政治位置、歷史社群，也是人類共同分享的具體化經驗。女性主義傷殘理論最基本的目標，是想爭辯「人類多元性」(human diversity)這名詞。讓我們理解它的限制在哪、身體的物質性、多元文化主義、以及各個影響詮釋身體差異的社會組成。最簡單的一點是：
「結合傷殘成為一個分析類別和再現系統，可以深化、擴大和挑戰女性主義理論。從而擴大集體、質疑我們既有的假設、為女性主義式的『交織性質』出分力。傷殘Ｘ女性主義，並非想創建另一個分離的女性主義。」
學術女性主義是一個非常複雜及矛盾的理論母體、策略、教學法和實踐。她亦是一個協作性、跨領域和自覺性很強的文化批評。學術女性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審視，主體如何在性別／種族／能力／性／階級等等的再現性系統互相建構、扭曲和互相矛盾。重申一次，女性主義傷殘理論引介「健全／傷殘」(disability/ability)這個系統，進入多元及散播性的世界成為分析的類別，目的是要拉闊既有的文化多元的意義。同時，把學術更完全地結合到想塑造的大世界裡。女性主義傷殘方法，更要反思「健全／傷殘」(disability／ability)系統。從而，令我們更了解身體的文化歷史。不單要超越過往身體只是被等同為疾病、健康、美麗、基因、老化、再生產科技、義肢和空間行走權利等等的議題想像和討論，更要重新整合女性這個類別。反思身體醫療化「正常」優越位置的問題，加強身份認同的社會建構，以致對融合的委身之間的連繫，都能令我們明白更多性別與性、個體與平等、少數群體的定義等等。更能重新審視自主、完整性、獨立、依賴、健康、外表、美學、身體的尊嚴、社區、不同生活文化面向、以及和完美觀等等的概念。
取代過往都將傷殘等同少數群體的慣例，女性主義傷殘理論引介學者eve sedgwick稱謂「普遍化視野」的觀點。也即是說，我們要重新看待，傷殘是一個橫跨人類生活光譜，是一個既持續又決定性的重要因素。了解它，讓我們更了解人類、與他人的關係、具體化的經驗。再者，此理論不單止是為傷殘女性而設的，是為所有人。因為傷殘是最人性化的經驗，觸及每個家庭。如果我們夠長命的話，一定觸及我們每一個人。
「健全 / 傷殘」系統
此系統一方面造成很多身體標籤問題，但同時也是最有潛能去激發一個重要的批判性政治。傷殘就如femaleness(女性)一樣，並不是一個自然而然地＝低劣、不足、或是不幸。傷殘，是文化偽裝出來對身體的敍述。它猶如性別和種族般虛幻。傷殘有四個重要的面向：一‧這是一個為詮釋和規管身體的多元性的系統；二‧這是一段屬於身體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三‧這是一套生產同時健全身體和傷殘身體的實踐；四‧這是一種描繪與生俱來不穩定的具體化自我的方式。傷殘排斥不同的身體形式，同時，又過份包涵了或被等同了一些負面的意識形態。當中包括：疾病、畸形、瘋癲、醜陋、老、殘廢、折磨、發狂、變態、疲憊不堪等等。傷殘身體被貶低，被視為不跟從社會標準。這個系統，只熱情招待與「傷殘定型」以外的人，為他們提供資本，佔據社會有利位置。
女性主義傷殘理論，必須打破「傷殘是個人問題」這一「非自然／本質化」的假設。認清它只是壓迫性系統其中一部份。因而，女性主義傷殘理論要參與批判理論，建立以下幾個基礎：一‧再現結構真實；二‧邊陲定義中心；三‧性別/傷殘都是指涉權力關係；四‧人類身份認同是多元及不穩定；五‧所有分析及檢討都有其政治意味。在這些基礎上，再深入研究這四個互相交錯、概念和實踐又同時發生的範疇：一‧再現；二‧身體；三‧身份認同；四‧行動。
再現
追溯西方文化歷史，由阿里士多德開始，已將傷殘和女性合併了。定義女性＝「傷殘的男性」，是「不恰當的形式」，是「怪物」。這就構成了性別與傷殘歧視問題一個交織點。女性主義理論家iris marion young曾經提出：「在一個性別歧視的社會裡，女性具體地就處於傷殘的狀態。」研究顯示，社會定型將家務勞動主婦、傷殘人士、視障人士、智障者、長者等等，歸納成「無能力者」，成為「他者」。在性別／種族／傷殘系統糾纏之下，進一步將被屈從的人民呈現成為「不能被思想和靈魂救贖的純身體」，常被標籤為匱乏或過多。譬如說，一方面，女性＝「陽具缺乏」而歇斯底里；另一方面，傷殘的身體亦被定型為發展不良和發育不全，是病態的。不同的身體形態，總是被矮化或過份誇張出來。女性、傷殘和黑人身體都被假設為依賴、無能力、脆弱、身體不健全。陰性氣質和種族很相似，都被定型為是傷殘的表現。
屈從的身體總是被塑造成缺乏或浪費的圖像。歷史上很多妖怪（monster）的形象，都跟性別種族和傷殘的身體扣連起來的。19世紀墨西哥印第安有鬍鬚的女性，總是等同妖怪般被人展示出來。近年，女性主義都傾向認為，這些混雜的形象，對女性主義政治來說，極具超越的潛質。可惜，這些身體卻鮮有被認真納入真實的傷殘身體去看待。這樣的話，不單抹殺真實身體的歷史，亦失去將傷殘發展成為女性主義批判理論的機會。再者，這樣的再現，也將這類身體等同為該棄置和可犧牲的，最終成為消滅的對象。種種歧視性的實踐，全是由再現的系統合理化。排斥性的態度，不單改變人的關係，也打造我們的自我感。因此，我們必須理清傷殘如何跟其他再現系統發生作用，如何互相影響。
身體
女性主義理論第二個傷殘分析的面向是關於身體。女性主義理論強調，我們必須檢視身體的物質性、政治性、活生生的生活經驗、跟主體性和身份認同的關係。這也是女性主義跟其他批判典範不同之處。亦即是，細心檢視跟身體有關的所有不同物質實踐範疇。
女性主義傷殘理論提供一套特別有力的分析，嘗試點出，現化代中女性身體如何被醫療化，以及女性和傷殘身體如何被想像成醫學上不正常的。在文化建構中，疾病其實被等同為性別中的陰性化氣質(gendered feminine)。而這種意識形態極度影響知識系統、診斷和治療學。西方文化有一段很長的歷史，將理想化男和女打造外表形式的經典，就好似1893年的dudley sargent。於現代性中，她進一步成為眾人要達致典範。女性美麗的身體，亦變成是自我規管和消費式的。似乎，女性主義傷殘理論最尖銳的批判，就是揭露出外表的政治性，以及屈從身體與醫療化交織出的政治性，也揭穿了「外表」和「健康」其實承載著相類似的規訓目標。1930以醫學論述發展出來的矯正內衣，跟十九世紀以服裝潮流姿態出現的束身衣，其實性質相同。它們的目的，都是為性別和傷殘系統服務，強化「標準化女性／健康」身體。再者，女性主義傷殘理論更質疑分開「重建手術」和「整容手術」的原因。事實上，兩者越來越是由性別意識形態和市場需要所軀動的。將身體商品化，強調文化集體的正常化肉體，正正是為了消除傷殘，鞏固正常化的理想肉體。susan bordo稱之為「文化人造」，其實就是近似michel foucault所謂的「馴服的身體」。
「正常」和「美麗」這雙生的意識形態，不單將女性和傷殘身體放置在被觀看的景觀位置，而且遵照主流「正常」和美麗」標準、順從又可改造的身體。現代性中，正常已入侵美麗。所有「美學式的手術」的目的，就像權力的裝束，不是為表獨特做您自己，而是為了無止境的一個承諾。那就是，不要顯著地不同。社會意識形態的交戰，卻演繹為「個人的意志力」問題。不願意改造，被指責是個人無能力令自已不傷殘、不古怪、不醜陋，不願被改造的身體，反而=不自然／不正常。
若果我們要關注乳癌人士和胸部移植手術的話，就必須將義肢的政治帶入女性主義視野。1993年，紐約時報一位時裝模特兒，帶著她乳房切除疤痕的封面照片，挑戰著性別歧視的假設。那種假設意味著，切割了的乳房，必須透過隱藏或義肢，令它回復至基本樣貌或變成性感的。女性主義群體對乳房義肢手術各持意見，既挑戰固有的「乳房經驗」，亦質疑手術刀下乳房的文化意涵。
另一個關於外表和醫療的糾纏，就是一般女性或傷殘女性的乳房景觀問題。2000年1月年，以三藩市為基地的乳癌基金會，攪了一個公眾意識提昇的活動。她們四處張貼名為「迷戀乳房」的海布，展示出一位乳房切除疤痕的女性的。海布是想諷刺其他商業品牌宣傳，在媒體中經常將女性胸部只等同為性感的廣告。「迷戀乳房」擾亂坊間流行的女性身體視覺語言，亦即是將女性乳房＝性感的／供男性歡愉的隱喻。就是要，重新向公眾展示有力的，又非醫療語言的，且被隱瞞已久的女性身體形象。
還有兩個例子，足以反思「傷殘系統」如何把身體單一化和標準化。第一‧醫療上經常把孖生連體嬰孩分開。是因為她他違反了西方文化對個體的想像？第二‧雌雄同體的嬰孩一出生便要做糾正（為單一性別的）手術。因為她他挑戰了既有性別的二元對立性？兩者都威脅了固有的社會秩序，因此就一出生便要被「糾正」嗎？
提出以上的例子，並非想過份簡化女性跟醫療的關係，也不是要倡議傷殘／女性不該用一些能改善生活和身體功能的現代醫療。女性主義傷殘理論是要啟發問題，嘗試闡述，而不是要成為意識形態警察或建立唯一的正統(規條)。
「治癒的意識形態」不單跟醫療文本和慈善運動相關，實際上是滲透在整個對傷殘或疾病的文化對話中。舉例來說，一些傷殘基金使用小朋友「可以行得返啦」的影像宣傳呼籲捐錢，或者隨手拿來寫著「祝您早日康復！」「病魔快快遠離您呀！」等等的心意咭，都屬於「健全的論述」。它們的目的，是要指導傷殘人士集中在扭轉自己那被想像為不正常、壞了的身體，而不去針對排斥性(歧視性)的態度，以及環境和經濟造成的障礙。強調治癒，也會減低文化對多元身體的包容度，將問題個人化。
女性主義傷殘理論必須小心，預防和消除的分別。適當的預防是可接受，但以隔離政策、選擇性墮胎、絕育手術等等，消滅傷殘的可能性，其實是對傷殘根深柢固的歧視。因此，女性主義傷殘理論對「身體的正常化」的批判，需要擴展致生育的議題上。重新反省選擇性墮胎、優生學、安樂死等等的政策，背後是否只抱著一個偏見的假設。那偏見就是，覺得傷殘會毀了生活！科技的進步都只是為了建構一個「完美的未來」？這種對傷殘偏見的態度，會形成一種壓迫，扭曲了自由選擇的可能。最終，為傷殘人士製造敵意的生活環境和公共的空間。
將傷殘結合到女性主義，來辯論身體的平等或差異的話，會有新的啟發。自由女性主義強調相同性、選擇和自主。而文化女性主義則批判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傷殘理論把文化女性主義中對照顧倫理的肯定，和自由主義自主的倡導連在一起，使照顧和依賴的政治更複雜化。想要說明的是，我們需要檢驗「照顧倫理」中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的權力關係，與此同時，反思自由主義所批判的「依賴」。到底，自由主義所批判的「依賴」，是否忽略了人與人互相依賴的需要呢？我們必須重新為權利和主體性展開對話。
身份認同
過往，女性主義致力批評女人作為一個身份認同的類別。想指出的是，女人遠遠不止是女人，不止屬於本質化、壓迫性、二元對立的男／女性別系統。女人應該是佔有多元主體位置，可以擁有眾多的文化身份的。當中，傷殘是其中一個瓦解女性=單一類別的身份認同，亦挑戰性別這一龐大的類別。
可以說，在文化定型中，「傷殘」鞏固陰性氣質之餘，同時又稀釋了陰性氣質的文化意涵。通常，傷殘女性都被等同了無性的(asxual)、不符合生育、過份依賴和不吸引的。要經驗千辛萬苦的爭取，才可奪回這些女性的基本權利。與此同時，另一些陰性氣質的文化實踐，包括扎腳、割禮和束身衣等等，則強加了「傷殘」在女性身上。傷殘女性被軀逐出陰性氣質之外，有利亦有弊。流行文化中的偶像BARBIE的發展，就呈現了多元身份被商品化的情況，以及商業領域如何提供女性主義一些政治功用。過往的barbie，固然有被扭曲成殘廢的身體形象，但仍是在「健全身體」的框架內。現在，她有幾個不同的朋友，其中一位是使用粉紅色的輪椅becky，另一位是參與傷殘人士奧運會的becky。
有趣的是，她們一起拍了一張校照。照片中，becky好像跟barbie搶鏡。比起被皇冠華麗衣裳和托胸奶罩限制住的barbie，傷殘而又穿著舒適的becky，不單能打破標籤化的身份認同，更重要的是becky以女性主義方式挑戰了正常的意思。這個傷殘的女孩，可能更可以從那些壓迫中解放出來。當然，作為消費品的布娃娃，becky仍有其吊詭的地方。那就是，barbie最終仍是作為性慾物化對象。傷殘becky逃離性慾物化過程，成本可能就是她失去作為陰性氣質性慾身份認同。
有些傷殘女性建立另一性慾模式，亦即是女同志，嘗試去打破身份認同危機問題。不過，harlan hahn認為，社會仍是將傷殘人士放入「去性慾的物化過程」。1987年，演員ellen sthol癱瘓了之後，寫信給playboy，說她想拍一輯裸照：「因為性是傷殘人士最掌握的！」當sthol要面對社會對傷殘沒有性概念的處境時，就可能要表演更多的陰性化性慾形態。sthol帶著輪椅呈現在色情雜誌，擺出非典型的色情視覺姿勢，抗拒同時又堅持了她的傷殘。極盡展示了身份認同和身體之間的關係，也是其中一個傷殘分析可提供的主體形構面向。簡單來說，身份認同的社會意義，展現在公眾「看得見」之上。可惜，sthol這種肯定傷殘性慾的舉動，卻遇上社會的否定。
傷殘必須面對主體形構的另一面，就是身份認同經常是過渡性的。caroline walker bynum照顧腦退化症的父親多年，促使她去探索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如何才能明白，就算身體和腦筋轉突然或慢慢地變得很厲害，個體身份仍是連貫的？」種族／性別等等的身體穩定性較高，傷殘和性身份認同則是較流動的。只要夠長命，傷殘是所有人任何時間都可能進入的身份。因此，傷殘也顯露出身份認同動態的本質。
傷殘亦清楚展示了judith butler(1993)的理論，身體／自我物質化是透過歷史而非論述。社會和實質的自我物質化，是回應具體的環境；傷殘的身體，則是因應物理環境和態度而多元和轉化的身體。女性主義傷殘理論讓我們重新思考怎樣的知識，會產生怎樣的身體。我們集體的文化意覺，一直否認關於脆弱、突變和夭折的知識。傷殘卻堅持這些。或者，傷殘才是人類最本質的特性。也就是說，身體時刻跟歷史和環境互動著。我們的身體是需要照顧，生活是需要協助的，並非只強調個體的自主性。
身份形構是女性主義的核心之一。女性主義傷殘理論認同「強迫健全身體」(robert mcruer,1999)。這概念是robert mcruer延伸adrienne rich(1986)的「強迫異性戀關係」發展出來的。它疏理傷殘跟酷兒或種族理論交錯出更複雜的身份認同問題。簡言之，在強迫異性戀的社會，同志身份被個人化、被隱沒、被壓抑。因此，需要很多出櫃的故事。傷殘在極端健全中心的社會，也需要「出櫃」，分享身份認同的政治空間。否認傷殘，其實是沒有承認、認可傷殘的身份認同。或者是，我們沒有一個非壓迫性環境去講傷殘嗎？公民權利運動，造就了「黑就是美」的身份認同口號。那麼，傷殘呢？
運動／行動
在女性主義傷殘分析中，最後一個重要的領域是關於運動。包括遊行、示威、之前提及的乳癌基金海布、ISNA(北美雌雄同體協會)行動組、NOT DEAD YET反安樂死、美國傷殘公共交通聯盟等等。當中，對於行動的定義，引起美國社會和學術界的爭議。我認為「傷殘時裝模特兒」和「學術研究」是有革命性的，只可惜未被認可。它們跟傳統行動模式不同，但可以提高平等的文化實踐。
nancy eiesland(1994)點出，除了立法、經濟和社會改變之外，傷殘人士要達到平等，是需要「重新象徵性的文化」(cultural resymbolization)。不過，吊詭的地方是：
「有人認為，商業視覺宣傳是最廣泛的，也是最易塑造公眾的意覺。因此，媒體中傷殘時裝模特兒的形象，有機會可動搖既有的分類和期望，以及提高女性主義文化批判的意覺。舉個例子，時裝月刊刊登了一張，穿著高級時裝視障女士帶著狗的照片。從高級時裝傳統或慈善活動宣傳來說，是基進的。因為她動搖了一般公眾的視覺論述和再現。過往，傷殘人士都被排拒於主流公眾或市場之外，最多只出現於慈善活動的形象。傷殘人士大部份時間都被框於私人和醫療空間。因此，將貴賓般的身體和傷殘身體併置，可鬆動正常與不正常的假設。我想指出的是，傷殘時裝模特兒的做法，既有壓迫性也有開放性。一方面，其實它只是出於市場推動力，未必真正改變社會。傷殘時裝模特兒可能只是在製造一種假的自由。在進入資本主義的時候，用作製造平等的工具。易言之，「自由」被消費文化所xx，多元只是令消費者感覺良好，繼而刺激消費。另一方面，一般商業廣告將傷殘跟其餘不同類形的人放置在一起，以差不多的方式呈現在公眾前。縱然多麼超現實和過份包裝，對於傷殘人士，能回到正常框架、消費社會，總比無視、歧視和壓迫的態度好。」
這種流行文化中的「重新象徵性」，抗衡運動中的形象。amiee mullins是一個傷殘驕傲和平等的icon，1999年被people選為最美50人。mullins造了很多對不同的義肢腳，配合不同的時裝封面造型或不同場合。將傷殘=她工作的優勢，這種論述，比起傷殘的壓迫論述好嗎？無論如何，可肯定的是，mullins用她的美的準則來堅持兩點：一‧傷殘不是要克服，而是跟自己在一起。二‧在公眾場合不會裝作非傷殘。這些女性主義文化批評是很複雜的：一方面要揭穿資本主義消費市場將女人=男人的性慾對象；另一方面，這些形象儘管糾結在消費主義中，也仍有生產女性主義政治性和進取性的可能。
還有，「學術行動主義」也是重要的。學術並非象牙塔，應該是教育的根基。學者和老師製造共通的知識，為幼稚園到大學建立檔案，也透過整理歷史文化檔案、指導、課程改革等等。學術行動主義的目的，是要揭露壓迫的系統，檢視主體形構的可能，為被壓迫的群體提供抗衡的論述。加入傷殘的分析，必能深化女性主義的學術行動主義。當中，「學術包容方法論」並不是一般互相包容的意思。而是「包納」一些過往被認為是不連貫的東西，包納當中的衝突和矛盾。然後，提出難題，接受不同的答案。在認知身份認同的權力問題的同時，顯露出身份認的虛幻性。學術行動主義，追求平等也奪回差異的權利，可以有教授其他人的權利，但拒絕成為典範的唯一或主人。在有限制的建制內建立知識：發掘舊的故事，也書寫新的故事。將傷殘結合到女性主義，成為分析、歷史社群、物資實踐、社會身份、政治位置、再現系統等等，必定能夠加強女性主義的內涵和批判性。傷殘跟種族／性別系統一樣，無處不在。也因而，必能惠及所有人，讓我們更深入和完全地明白「人」是什麼。
〈傷殘的陽剛氣質──擴展陽剛性的戲碼〉
russell p. shuttleworth
多元陰性及陽剛氣質，都是能具現於關係及語境的。到底，傷殘男性如何使用陽剛氣質的呢？過往，性別和傷殘的研究多集中於女性身上，較少論及傷殘陽剛性及其進退兩難的困窘。這樣的話，可能會忽略幾個重要議題：第一，日常生活與身體、生活習慣、人際關係等等都是被視為表達性別的。偏偏，現行的研究卻忽略肢體傷殘男性的身體意涵(以judith butlerh的語言是「行使一個正常陽剛氣的表演」)，以及當中演化出來的性／別問題。就好像協助有需要人士發聲的器材，通常是以男人聲調為基礎，且有不少選擇。女聲卻較少，且接近男性。如果聲音是表演陰陽氣質及性別身份認同的一部份，那麼，我們必須留意。第二，對傷殘及陽剛氣質的研究，傾向流於抽象的分析，很少觸及日常生活人際關係的分折。因此，我訪問了14位大腦痲痺症的男性，研究他們性親密與陽剛氣質交錯的關係。研究發現，一般對男性及其身體的典型期望，往往造成傷殘男性面對性親密女性對象感困窘。舉例來說，傷殘男性會認為女性是想被抱抱，自己卻做不到，就會令當事人感到很氣餒。而對陽剛氣質的期許，有部份是來自其他人。譬如傷殘人士宿舍職會會向當事人說：「她不會跟你一起的，因為你不能抱她！」而當事人也覺得這樣是合理的。女性(朋友)經常將傷殘男性視為「無性」asexual，這樣會令當事人感到缺乏男性化，且因而不敢表白。不過，與此同時，亦令傷殘男性發展更多使用身體的方式(alterNatives)，發明更多性技巧，更專注在伴侶的歡愉之上。有一部份受訪者認為性較親密重要，但大部份都一反對男性性的定型，認為親密是比性更重要。有一部份傷殘男性，集中在自己的「不能」之上去衡量自己的陽剛性，從而不敢建立關係。另外，本研究亦發現，一些非傷殘的女性較願意跟傷殘男性交往。因為傷殘男性不會是典型的陽剛氣質，可避開過份的陽剛氣，平衡兩性關係。
部份的傷殘男性，因未能符合陽剛霸權的期望而感到被拒絕。但這樣只會進入死胡同。反而，另外幾位嘗試建立彈性性別角色的傷殘男性，不單人際關係更舒服，而且可成功建立性關係。我認為，不一定要拒絕任何典型陽剛氣質，而是因情境而改變。
〈用她的方法去感受──audre lorde以及接觸的力量〉
sarah e. chinn
皮膚的問題
假如，「性關係」是建構女同志身份認同當中重要的一環，那麼，我們應該疏理講述女同志彼此的性愛的方式。我並不是說，現存沒有女同志性愛故事的書。也不是不夠，而是罕有可以接觸讀者的皮膚。到底是形容性愛難，還是皮膚本身的問題太大？痛，是很難用言語形容，那麼，性慾更難嗎？還是，好像elizabeth grosz所講的：「歡愉至極之時，推動她們的身體性是無法用名詞描述的。」而這並非女同志性愛獨有的困惑。我認為audre lorde對女同志再現的見解，是思考「性和身體」經驗的門匙。透過audre lorde的自傳神話(biomythography) ZAMI以及她的理論，可嘗試拆解以上部份的問題。
大部份人都依靠視覺接收世界的資訊。不過，對於經驗性歡愉，視覺其實是無用的。影像再現的性歡愉，未能表達出慾望感受是內在於身體。實際上，性親密的時候，關燈、合上眼睛等等的動作，証明視力總是阻礙了視覺感受。其實，性虐待色情書就最能捕捉性的感覺。因為它每每以超越參加者的眼睛來感受，書寫中總穿過身體的表面，去到被無視的地方。性虐待色情書寫，甚至比女同志再現的性愛更接近性愛。性虐待確認性是一項活動而非形而上學，將幻想做出來才是真實的。無論時間長短，幻想是存在在兩個或以上的人之中，透過討論、協商、分析和信任，伴侶們可以共同實踐它。
以性虐待來開始探討audre lorde所建構的性愛感覺，其實是有點古怪。因為audre lorde本身是一位‘反‘SM者，她認為：「性幻想不能脫離群體身處的大社會和經濟脈絡，也不能忽略其政治性。SM是太過依賴性自由主義的嗎？或者是過於浪漫化一些權力關係的嗎？」說到底，audre lorde並不是想指責SM＝非女性主義或不夠同志。而是想點出，美國文化中的結構不平等如何塑造我們的性想像。SM書寫跟audre lorde的女同志書寫其實是有以下的共通性：兩者都確認性慾是女同志身份認同的一環；明白性是一個全身而且可包容不同身體顏色、尺寸、能力等等的經驗；親密的身體都需要共同參與一系列活動；推進性再現的限制；嘗試進入皮膚內；兩者的性愛往往在過程中不斷連繫、協商，透過確認對方，而得以脫變。
觀看是有權力的
lorde檔案的最大部份，是重建遠離視覺系統的女同志性愛。當中，要面對女性主義關注已久的挑戰，就是女性性愛的再現問題。laura mulvey用「凝視」主導建構出來的心理分析理論指出，心理機器透過將女性在營幕上的性物化，重新塑造男性的去勢恐懼。「觀看的歡愉」，亦即是男性掌握電影生產的媒體、觀眾的凝視和男角色等等。這些都共同建構著女性，固定了女性的位置，亦即是被用作男性歡愉的對象。這分析影響電影和女性主義理論至深。及後25年，出現大量辯論。不單引發更多女性加入製作電影、電視和色情電影的行列，亦引起學術界的興趣，推展至不同領域的討論。不過更主要的爭議，仍在性態範疇的辯論。譬喻，我們從而要反問的是：同志運動的出櫃／現身，「被主流權力結構看見」=政治和文化進取嗎？另外，酷兒理論就往往跟視覺玩遊戲，在警察／權力／監視／規訓與現身之間漂蕩。
對於傷殘理論來說，凝視被thomson(1997)重整為「瞪眼」(stare)。她指出健全身體的支配，同時有其解放的可能。在健全世界，傷殘=物化對象，被推向沈默，盯著正常的大眾。觀看特殊的身體，延伸至外顯的傷殘、種族身上，不單高矮肥瘦亦成為對象，性更經常被放入物化過程。凝視就算不是全能，也成了無所不在，充滿權力。整個美國解放運動要建構新的形象，其實也是對「隱形的他者」的雙重綁縛。她他們相信，唯一逃離主流觀看的帝國主義的方法，只有創造新的觀眾及新的觀看之道。換言之，我們需要由基層控制的視覺經濟，製造自己的影像。而我，則想透過lorde去探索影像想像之外的自我，一種「非視覺性愛詞彙／盲的慾望」。
盲女，女同志女人
lorde自傳神話內的主角和旁述，其實是LORDE自己。她講述小時候完全失明的經驗，影響到後來帶眼鏡看到並不完全的世界。很多古古怪怪的光影，身邊的經驗仍是以聲音、味覺、嗅覺和感覺等等為主。跟媽媽的關係亦如是，甚至對神話般的家鄉的理解。總之，她的記憶和世界，都是由其他感覺來定義。她20多歲第一次看見地圖時，反倒覺得是看不到家鄉。她的真實，是由接觸才可量度出來的。這個我們也可以從她跟以視覺為主的小女孩TONI的關係中，略知一二。LORDE覺得，「看」其實是要靠接觸來確認，尤其是慾望／情慾：「LORDE想脫光toni的衣服，感受她的真和暖。」對lorde來說，情慾，存在於自我感覺開始時跟最強感覺的混亂之間。也是跟其他人一種很強的連繫，存在於及超越身體的歡樂情感心理和智慧，跟靈魂連在一起。
再現女性的性有太多困難。在面對非美女性和黑人女性經常被過份性物化的情境下，ZAMI嘗試開放了情慾空間。我不想將女同志必然連繫到小時候母女的關係，但也不否認，女同志的關係是很接近母女關係。adrienne rich認為，因為女人身處父權中，她的感覺和情慾的力量必須扭曲，離開其他女人。我強調我並不是想浪漫化母女關係，ZAMI中的媽媽linda也並非典型的中產媽媽那樣。她是堅強的，令audre少年時感自豪。同時，audre覺得母親令她的童年非常痛苦。這不是因為母職的缺席。反而是，因為在美國社會黑人的無力導致了母親過份保護。到audre開始建立女同志性愛關係之後，才重新理解自己對母親的愛。跟其他女人的親密接觸的力量，令她再次連繫起母親。
在ZAMI裡面，女人的性愛再現，盡量拒絕視覺作為初步互相認識的方法。audre第一晚跟ginger發生性愛經驗的時候，通通都是透過味覺、嗅覺和感覺。就算是有視覺經驗的出現，都會將她轉化為其他感覺。之後ZAMI跟kitty的關係，更能超越視覺的情慾詞彙，不同的感覺更能互相交錯，互動。不同的經驗，讓lorde更能面對真實生活中切除乳房的手術。以不同的「感覺」，重整自己的情慾感覺，更有這樣的總結：「感覺一個人的身體，就好像感覺自己的。無論是自慰還是互動，都是建構主體性的基礎。」
用我們的方式感受：新詞語
ZAMI帶來的，不是女同志獨特例外的經驗。不是被邊緣化後的重申的道德優越感。不是作者／主角能克服或超越視覺以外的xyz。不是黑白女性主義之間學術傲慢的爭奪。也不是thomson稱她為仁慈的母性之名。而是lorde對差異的實踐原則：
「我們之間的確有無數種族／年齡／性等等的差異。不過，並不是這些差異將我們分開或隔離。而是，我們拒絕認可或接納差異。也從來不檢視，因誤名而來的扭曲等問題。差異並不是破壞性的，而是基本的。一個有意義的女性主義和人文主義，應該可以設計出一些差異互相使用、互相擴闊的視野。聯合抗爭，認可他者＝愛和依附。而我們之間，互相連繫的根源是『皮膚』。它是接觸和感覺的器官，也是作為年齡／種族／性／能力身體重新定義世界的方式。『皮膚自我』(skin ego)是接觸世界，自我與集體之間的重要橋樑。亦是理解傷殘研究的重要一環，也即是傷殘運動其中核心原則。那原則是關於人與人之間互相依存的關係。事實上，人的身份認同其實是「自我–跟–他者」的現象。而接觸的力量，可使女同志／女性主義／傷殘聯合起來。」
另外，thomson認為，LORDE為傷殘研究帶來最大的智慧。但並不是在於攪亂凝視的問題，而更重要的是提醒我們：「活得夠長命，我們沒有人能維持年青健全的身體！」這反思是來自女同志的經驗和身份認同。事實上，歡愉不是能帶來自由。性的力量，也未至於可解放所有人。女同志的身體，也不是知識和權力的根源，而是需要建立不一樣的讀者。也即是，嘗試幫手整理作者創造出來的碎片和物件部份的讀者，以及拾起因恐懼差異而破碎身體和政治意識的讀者。目的不是治療差異，而是認可多元主體性，以及認識一種互相扣連的語言。
〈傷殘運動內的性別歧視〉
corbett joan o’toole
我想嘗試分析這個問題：傷殘運動內缺乏多元會員制，其狹窄性如何影響傷殘研究？美國的傷殘運動始於二戰的傷兵，之後是1950年傷殘兒童的母親運動，到了1970，第一個爭取獨立生活的中心成立。直至1980年，傷殘運動仍是充滿白人、男人、異性戀的形象。並且，這「標準形象的迷思」是全球性的。barbara ryan認為，因為社會是性別化的，男性主導的運動也障礙了其他人的參與。英國亦如是，換言之：「社會傷殘運動也是性別歧視的！」當傷殘運動日漸老化，最高位置的領袖才慢慢由女性取代。但是，從來沒有人有系統地研究性別跟傷殘運動的關係。
另一方面，研究顯示，貧窮上升，不單跟種族有很大關連，跟傷殘人口也有很大關連。縱使美非的傷殘人口是高於白人，傷殘運動或機構內的職員和領導層仍是白人、中產、男性主導。而事實上，女性、不同種族的人、同志等等，都非常活躍於傷殘運動和社群中。
經過多年的努力，傷殘運動於1970年代有不少的成就。當中，包括了傷殘立法、有居所、增加公共設施以及提高了融合，而白人的努力都被記載了。舉例來說，加州柏克萊大學地區口述歷史計劃，記載了很多柏克萊大學傷殘歷史，而決議者都是70至80年代傷殘運動攪手。2000年11月，52人當選加入計劃之中有49人是白人，只有兩位是美非人士。當中，只有一人講及女性參與的角色，以及女同志在早期傷殘中出現。
資助者也不太願意為了包納多元，花氣力去研究或地區工作。「傷殘=白人異性戀男人」的迷思，影響遍及個人經驗、文章或甚是傷殘學者的專業研究，稍有偏離，都會被排斥。我在三十年的運動經驗中，持續體會到傷殘研究運動有三個很大的挑戰：如何將傷殘權利模式進入學術？如何將學術視角到傷殘？以及如何提供有用的資訊給傷殘群體？早期的時候，研究較多聚焦在第一個問題：傷殘研究如何從醫療模式轉致傷殘權益典範？要學術接受這類型的研究是不容易的。在1990年，kirk macguang想用1917年至1947年的傷殘運動歷史做第二個博士論文的題目時，遭受這樣的拒絕：「沒有傷殘歷史的！」傷殘研究都經歷不同的掙扎。
我最重視的是第三方面：傷殘研究如何為傷殘群體提供有用的資訊？以本身的學術範疇的專長重新審視壓迫的問題，對傷殘人士來說應該有利無害的。譬喻說，挑戰以「正常」的標準來定立的概念，有助傷殘研究。過往，傷殘研究主要集中在拆解傷殘的醫療模式問題，較忽略探索與年齡、種族、性取向等等不同界面的相關問題。
1990年第一次傷殘研究協會會議，演講者及聽眾都是白人。到了2000年的時候，5%是有不同種族的。前一陣子，有些演講是關於不同種族傷殘人士的議題，不過仍是由非傷殘的白人演講。後來，我從傷殘研究的課程中得到更多啟發。12個全國性課程中，只有一個是有關於女性與傷殘，另一個是關於種族的。31所大學提供53班關於傷殘的課程之中，只有六班講傷殘與女性，六班講傷殘與種族，兩班講傷殘與LGBT同志。文獻上都有討論如何將傷殘扣連至女性研究和種族理論，但除了thomson(2000)之外，其他人卻很少討論傷殘研究中有包納女性和不同種族人士。圈外人做研究，亦可能流失很多重要的原素。缺乏多元身份認同交錯的角度，更會限制了傷殘研究的視野。傷殘經驗，是無法獨立於其他生活面向的。
在女性研究和傷殘研究中，我們仍忽略了很多不同女性研究者。譬如原住民研究的ladonna fowler、種族和傷殘研究的sylvia walker、努力串連不同國家跨文化的atsuko kuwana以及在全球舉辦傷殘婦女聚會的kathy martinez。她們的隱形，是因為通到學術研究聚會的學者，並沒有足夠正式地認可她們的工作。事實上，她們的貢獻，對於我們的生活和文化成長是重要，其熱誠對於傷殘運動也是必須的。大家需要支援她們，邀請她們，讓她們平等地發聲，印刷及發行她們的作品，呈現我們更豐富的群體。建基於早期傷殘運動養份而成的傷殘研究歷史，有利也有弊。我們必須保存／維繫歷史，同時需要不斷反思。本文提出傷殘運動性別歧視問題，是為未來的下一代。適當時，我們要改革，變得更多元化。
女性研究由女性來做是最能貼近親身感受、最能批判系統核心問題。不同群眾的情況，由當事人來為自己發聲和研究都可更直接，毫無遮掩。最後，我用audre lorde的說話總結本文：「我越來越相信，對我最重要的，我要說出來。就算有被被消滅和被誤會的危險，仍要發聲及分享。」
傷殘女性主義 ／ 不要「健全中心」 